城市圈内政府合作：制度与职能

在城市圈一体化的过程中,城市政府之间的合作起着主导性作用。城市圈内政府合作的制度模式和职能定位问题思路不清,不利于城市圈内政府合作的推进。探索城市圈内政府合作的合理制度模式,并对城市圈内政府合作职能进行科学分析,具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科层组织如何完成任务:一个研究述评

中国科层组织如何完成任务?文献回顾表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科层组织任务过程包括常规和非常规两种模式。在压力型体制背景下,中央政府通过整体打包、区别性激励的方式将任务发包给地方,并通过量化指标和物化考核把任务压力层层传递,由此形成同时完成多项任务的常规模式。当常规多任务模式失败时,打破传统科层结构的运动式治理或项目制等非常规任务模式就会被启动以完成特殊任务。在具体任务过程中,中央政府根据任务属性的不同,对不重要且绩效不易测量、重要且绩效易于测量、重要但绩效不易测量的任务分别提供弱激励、正向强激励、负向强激励,并塑造力度由弱到强的任务执行过程。强激励在强化重要任务执行力度的同时常造成地方政府选择性执行的后果。现有研究对中国科层组织任务过程的描绘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般任务过程的讨论过于聚焦执行环节,常规和非常规任务模式及其选择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具体任务的动机和过程机制研究各有偏重,组织任务间关系尚未成为直接的研究主题。由于理论对话和理论建构意识的不足,目前仍缺少具有分析力度的中国科层组织任务过程理论。     

地方政府行为取向变革低效的制度反思——兼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政府制度安排

地方政府是在制度规则下,基于自身本质进行行为选择的个体行为者。对地方政府行为取向起决定作用的是它的“本性”和规范它的制度规则。改变地方政府非理性行为取向,必须改变规范其行为的制度规则,包括价值层面和具体制度规则,使之在尊重个体理性的基础上达到集体理性。     

问责、惯性与公开:基于97个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以委托代理关系框架来定义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以问责和惯性为关键解释变量建立理论模型,形成了研究假设,并以2009—2011年97个公共危机案例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处于普遍的不公开状况,政府响应程度、危机事件级别、政府层级、地方政府既有透明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程度,上级是否介入、媒体关注度及危机事件类型对其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问责和惯性是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与否的主要激励来源,信息公开相关制度、信息环境变化并未对其产生实质影响。地方政府隐瞒危机事件信息的制度逻辑在于在上下分治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就危机事件问责地方政府构成了中央政府分散执政风险的一种机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系统的定量研究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提供理论解释。由于数据的限制,讨论并未涵盖自然灾害事件。     

中国官僚体制与普通官员行为:三个治理工具

普通官员日常工作行为构成国家运行的微观基础。与现有文献聚焦主要官员行为不同,本文从组织经济学视角研究中国官僚体制中蕴含的普通官员行为治理工具。论文首先从现有文献中归纳出中国官僚体制常规和运动两种治理模式共同蕴含的普通官员行为的三个治理工具:激励强度、行政控制和资源约束,然后以公共危机管理为例,提出研究假设,运用针对地方普通官员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台风灾害和群体事件两类公共危机的常规和运动两种治理模式中,激励强度、行政控制和资源约束均具有显著的普通官员行为意义。这意味着它们是两种治理模式的共同结构要素,并构成普通官员行为的三个稳定的治理工具。     

交易费用与出租汽车政府规制模式选择--基于Q市个案的分析

作为共享经济在出租汽车领域的代表,网约车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给传统的政府规制模式带来了挑战。本文以Q市出租汽车规制为个案,剖析出租汽车政府规制不同模式的差异及其内在机制。基于规制的标准制定、控制机制及执法方式等要素上的差异,本文将Q市巡游车与网约车规制分别概括为科层规制与合作规制模式。通过对规制空间中不同行动者的交易费用分析,研究发现Q市传统巡游车规制存在高昂的市场型与管理型交易费用,所以采用科层规制模式;而面对新业态的网约车规制,政府对共享经济的倡导降低了政治型交易费用,信息技术的充分应用减少了市场型与管理型交易费用,因此选择了合作规制模式。但随之产生的政府与平台公司之间高昂的管理型交易费用,是出租汽车政府规制实践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论服务型地方政府的多层面制度建构

服务型地方政府的制度建构应从宪法层面、体制层面和操作层面三个层面进行建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建构是改变管制型政府形态,将宪法原则贯彻到体制层面和操作层面的过程。     

理性官僚制：公共精神的嵌入

官僚制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传统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嵌入公共精神的理性官僚制。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建构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逻辑基础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困境———效率诉求与民主理念的冲突。突破官僚制、实现公共精神的嵌入需要技术基础的改善和制度规则的改进。     

问责、惯性与公开:基于97个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以委托代理关系框架来定义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以问责和惯性为关键解释变量建立理论模型,形成了研究假设,并以2009—2011年97个公共危机案例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处于普遍的不公开状况,政府响应程度、危机事件级别、政府层级、地方政府既有透明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程度,上级是否介入、媒体关注度及危机事件类型对其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问责和惯性是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与否的主要激励来源,信息公开相关制度、信息环境变化并未对其产生实质影响。地方政府隐瞒危机事件信息的制度逻辑在于在上下分治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就危机事件问责地方政府构成了中央政府分散执政风险的一种机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系统的定量研究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提供理论解释。由于数据的限制,讨论并未涵盖自然灾害事件。     

强激励效应扩张:科层组织注意力分配与中国城市市政支出的“上下”竞争(1999—2010)

科层组织任务间竞争关系是国家治理结构失衡背后的科学问题。基于中国城市“逢雨必涝”的现象,从组织注意力分配的角度,对287个地级以上城市1999—2010年市政路桥和排水支出“上下”竞争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科层组织绩效易测任务对不易测任务的争夺是权威体制下强激励效应扩张的结果。首先,权威体制背景下,强激励通过相对绩效和短期政绩信号两个机制塑造了这一竞争关系。其次,除了直接效应外,强激励还存在扩张效应——既构成(沟通系统集权化改革、本领域及其他领域组织任务注意力争夺等)强化这一争夺的因素起作用的前提,也造成了(监督方行政控制、代理方机构设置及外部事件央媒问责等)防止这一争夺的因素的失效。这一发现对现有组织理论及国家治理结构调整实践均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