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中“妇女”与“母亲”的含义及其关系研究

作为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语词，“妇女”和“母亲”在《宪法》中的含义比较复杂，需要从理论上明确界定。基于宪法概念的规范性与确定性要求，应从宪法精神与目的出发，结合《宪法》文本并参考相关法律，对《宪法》中的“妇女”作广义界定，并从婚姻家庭与国家社会两个层面来解读《宪法》中“母亲”的含义。此外，“妇女”和“母亲”都是《宪法》中特殊的基本权利主体，二者存在诸多差异，但其联系却不容忽视。     

规范语境下我国社会动员之要素分析——社会动员机制之理论构建

在规范语境下,"社会动员"这一概念可被界定为"对社会动员"抑或"由社会动员"。较之于前一种定义,后一种定义更加契合动员制度发展的时代理念。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尝试对社会动员的动员主体、动员对象、必要条件及启动程序进行理论探究和构建。其一,社会动员主体在范围上基本包括国家机关以外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其二,社会动员对象在范围上不仅限于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和个人,还包括国家机关本身;其三,社会动员的目的是应对突发事件和战争冲突,已经发生和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突发事件及战争冲突都可以成为社会动员的依据;其四,个人启动社会动员需经历备案和发布两个阶段,组织启动社会动员则需经历申请、批准和发布三个阶段。     

排华法案的宪法争议——美国排华判例中“国会全权”原则检讨

“国会全权”原则是美国最高法院支持排华立法的理论基石.基于这一原则,在移民事务中,特别是在拒绝外国人入境、递解外国人出境的事项上,法院往往服膺于国会的意志,对其相关立法的合宪性一般不加置喙.该原则由最高法院创立于一系列排华判例,并一直持续至今.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外国人权利保障沦为了美国宪政的“化外之地”.将这一司法学说置于美国排华这一历史语境下进行检视具有现实意义.在一系列排华判例中,最高法院对国会排华权力的论证缺乏明确的宪法依据.更重要的是,最高法院忽视了这一权力的宪法界限:其一,国会的立法权存在固有的禁区;其二,这一权力应当受到缔约权与司法权的制约;其三,该权力的行使有必要顾及外国人基本权利的保障.     

网络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随着网络在我国迅猛发展，近年来，青少年接触网络的机会与日俱增。而青少年阶段是处于童年向成年过渡的阶段，是他们人生观、价值观等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里，网络给他们带来了很多便利，也影响着青少年还尚未完全形成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等，青少年上网的利弊问题也随之凸显，试图通过探讨网络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双重影响，并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提出发挥网络对青少年的积极作用的基本思路，并就克服网络对青少年消极影响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旨在营造一个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引导青少年健康茁长成长。     

论我国宪法中国家元首的认定——基于认定方法的检讨

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部宪法均未明确规定何者为国家元首,从而客观上造成了宪法认识层面的偏差与宪法实施层面的障碍。关于何者为宪法上的国家元首,学界探讨已久,既有的认定方法或基于政治实践,或基于立宪原意,或基于宪法文义。然而,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第一种方法忽视了宪法文本与政治实践的区别,第二种方法模糊了宪法文本与立宪原意的界限。相比之下,基于宪法文义的认定方法更具合理性与可行性,但其既有的具体认定标准———"实质的最高权力"标准与"一般的元首职权"标准均存在逻辑上的局限。通过对既有认定方法的检讨,宜将国家元首的下列基本特征作为认定标准:国家元首是国家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它是国家机构中具有独立性和常设性的首脑部分,并享有实体性或程序性权力。依此认定标准并根据宪法文本,我国四部宪法中的国家元首分别为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及国家主席。     

“社会动员”概念的规范分析

作为我国时下流行的概念，“社会动员”的规范意义一直未予明确，不利于社会动员机制的法制化。在我国现行的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中，仅有《突发事件应对法》使用了“社会动员”这一概念，该语词在我国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基于不同的解读路径，“社会动员”的规范意义可在两个层面得以阐释：其一是以“社会”为动员对象的“社会动员”；其二是以“社会”为动员主体的“社会动员”。从价值和规范层面考量，第二种阐释更具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