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专稿

【主持人导语】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实现性别平等的战略不仅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当代中国政府的战略选择。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明确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确定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要求各国将社会性别平等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指引,将社会性别观点纳入社会发展各领域的主流。近年来,社会性别预算的国内外实践,为社会性别主流化找到了富有创造性的制度保障,它将抽象的目标落实在具体的制度实践中,为社会性别主流化提     

论主产力标准与道德标准

时下有些中国人的道德失范主要来自对道德价值标准的有些怀疑和失望。作为一种补救，把生产力标准引进道德评价在理论界已有多年。在道德评价中，道德标准与生产力标准并用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道德的适应面，然而也应看到，两套标准并用虽是当今道德建设的成绩，但毕竟不是道德建设的目标，尤其是跨世纪的道德标准建设更不能以此为目标取向。一、是道德的幸运还是道德的遗憾？受市场经济的冲击，道德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亏损企业的倒闭，强者兼并弱者；合同制取代铁饭碗，部分工人的待业；重奖的诱惑，受罚的恐慌……种种前所未遇的现象…     

女性赋权何以可能?——参与式性别预算的创新路径

参与式性别预算对女性赋权是否具有积极作用?文章以温岭性别预算为例,通过问卷、观察与项目评估,从性别预算过程中女性的平等参与机会、参与能力以及参与效果三个维度考察女性赋权的过程与成效,发现女性在性别预算审议中的参与促进了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女性参与财政预算审议能力并不低于男性;对项目受益人的性别评估发现,性别预算使得财政资源分配更趋平等合理。因此,参与式性别预算因其平等的制度设计、鼓励女性参与和自由的表达机制,为女性赋权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论行政管理的伦理本质

人性，作为行政管理的起点，使行政管理成为一种特殊的伦理活动，并具有独特的伦理特性。中国古代的“仁治”和“法治”，西方的“经济人”和“社会人”管理方式，都源于对人性善恶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评价。现实的行政管理活动，也总是从人性需要出发，注重人的现实利益。行政管理各环节都围绕着协调、整合各种利益和价值而展开。这是行政管理伦理本质的人性基础。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家庭正义——奥金、罗尔斯、桑德尔

家庭是否属于正义的领域,正义价值的优先性是否适用于家庭道德,这是女性主义家庭正义观的焦点.女性主义者通过解剖罗尔斯与桑德尔两种不同理论,从女性特有的立场与角度出发,审视历史与现实的家庭正义观,论证了家庭具有"征义环境"的特征,正义原则应该调节家庭中的各种正义问题.     

权力腐败与德治——从道德的角度解读江泽民的权力观

权力的运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特殊的道德活动。它起源于人类实现自身基本权利的需要 ,其实际运用是对各种社会利益的整合、分配、传输和调整的过程。权力的腐败导源于领导干部对各种社会利益的误解和曲解 ,也是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损害和侵犯。在权力腐败错综复杂的原因中 ,党政领导干部的权力道德缺失是一重要根源。因此 ,根除权力腐败 ,保持执政党的纯洁性 ,德治的途径极其重要。这就有必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 ,对党政干部进行制度层面的监督 ,要求他们恪守个人道德修养 ,真正用权力维护人民的利益。     

个体行政道德的发展与伦理责任模式

个体行政道德发展经历三阶段:前道德阶段、习惯道德阶段、自律道德阶段。在这三个阶段,行政个体表现出不同的道德责任感,不断地协调“私人角色”与“公共角色”之间的关系。行政人员要在公共服务中超越私人情感与利益,形成自律道德与高度责任感,必须在履行行政责任过程中完成结果正义和程序正义这两种责任模式的顺利转换。     

论行政管理的伦理本质

人性，作为行政管理的起点，使行政管理成为一种特殊的伦理活动，并具有独特的伦理特性。中国古代的“仁治”和“法治”，西方的“经济人”和“社会人”管理方式，都源于对人性善恶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评价。现实的行政管理活动，也总是从人性需要出发，注重人的现实利益。行政管理各环节都围绕着协调、整合各种利益和价值而展开。这是行政管理伦理本 质的人性基础。     

效率：依然是“效能革命”的目标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进行的“效能革命”或“效能建设”的基本目标仍然是行政效率。从“教能革命”的具体做法与实际取得的成效来看,这一改革实际上解决的是政府办事的方式与场所的问题,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办事速度的加快,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效能革命”无法解决行政效率低下的体制性问题,因此可以说,这一“革命”无法从根本上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机制,这一目标需要长期的一系列改革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