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与澳门程序性违法法律后果之比较

内地与澳门虽然都建立了程序性违法的制裁制度,但价值理念、法律传统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两地在有关刑事诉讼程序性违法法律后果的规定上存在较大差异。针对警察、检察官或法官的各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行为,澳门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诉讼行为无效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成其较为完善的程序性裁判机制。相比而言,内地有关程序性违法法律后果的规定则存在不少问题。深入比较两地的程序性违法法律后果,研究其各自的运作机理和制度绩效,对于两地尤其是我国内地程序性违法制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沟通理论视阈中的被害人参与——以侦查阶段为中心的分析

我国侦查立法上并未设立被害人的参与机制，在实践中，被害人也沦为刑事侦查的辅助手段。这不仅容易造成被害人对侦查主体的不信任，进而引发申诉上访，也会因被害人的道德义愤而促使其成为社会上新的不稳定因素，并反过来形成对于侦查工作的不当压力。事实上，从沟通理论看，几乎所有的被害人的不满和对抗都可以从沟通失效中得到有力诠释。因此，建立侦查主体与被害人的交互式沟通机制，调整侦查主体的沟通理念，消除沟通中的障碍，是尊重被害人当事人地位、消减被害人上访现象乃至提高侦查效能的现实需要。     

寻租理论与我国的律师收费制度改革

寻租理论对于律师收费改革中的某些消极现象有着较强的解释能力。律师服务收费办法的制定与政府指导价标准的设立是政府对市场调节的一种行政干预,不可避免地导致寻租机会和寻租活动。正确界定政府在法律服务市场中的角色和作用,使其在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地避免寻租现象的产生,已成为律师收费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     

职务犯罪侦查监督的问题与对策

立法上的空白以及相关理论研究的缺乏,致使职务犯罪案件在侦查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建构一套完善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已成为推进检察制度改革、实现依法治检的当务之急。     

刑讯逼供现象的博弈分析

长久以来 ,刑讯逼供成为制约程序公正实现乃至建设法治国家进程的一大痼疾。刑讯逼供的屡禁不止 ,很大程度上在于制度本身的缺陷。而刑事讯问过程事实上就是一个追诉者与被追诉者之间的完全与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 ,因此 ,在对追诉者与被追诉者行为分析的基础上 ,合理而充分地利用行为激励机制 ,才能创造出更加有效的遏制刑讯逼供的刑事讯问规则。     

论拒供困局及其突破

拒供在强制型取供机制之下虽然只是个别现象,但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已经形成了对口供的过度依赖,导致“无供不能定案”,“无供不敢定案”,甚至“无供不会定案”,从而影响了拒供案件刑事追诉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只有树立对口供的证据及诉讼价值的正确认识,改革刑事取供机制以从制度层面转化被追诉者的拒供动机,并在各个诉讼阶段注重发挥证据体系尤其是间接证据组合的作用,才能真正减少拒供现象,高效解决拒供案件。     

无罪推定的法律效果比较研究——一种历时分析

无罪推定最初表现为一种富有人权保障价值的证据法原则。但由于产生背景和发展进路的不同,无罪推定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功能定位和法律效果上有一定差别:前者将其作为审判阶段的证明规则,后者则以无罪推定的证据法内涵为基础,充分挖掘其程序法意义,将其塑造为具有多重法律效果的人权原则。二战后,无罪推定的国际化虽然推动了无罪推定法律效果限制和生效范围的一些共同基准的形成,但对各法系无罪推定法律效果的影响并不均衡。     

欧洲人权法院视野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以"格夫根诉德国案"为例

格夫根案的大审判庭裁决反映出欧洲人权法院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上的完整立场,即对通过酷刑获取的任何证据和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实行自动排除,对以非人道待遇取得的实物证据根据比例原则决定是否排除,对非法证据的派生实物证据根据利益权衡原则决定是否排除,并以公正审判权作为适用排除规则的重要尺度.在刑事司法准则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之下,该立场反映了排除规则发展的整体趋势,对我国排除规则的完善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立足本土法律实践,反思与国际人权基准之间的脱节与落差,将排除规则纳入公正审判权的保障体系,是排除规则发展的大势所趋.     

口供何以中心——“罪从供定”传统及其文化解读

从制度到实践,口供在古代刑事司法中的作用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赃证仅仅是获取和推核口供的辅助手段,孤供可以定罪,而无供情况下则通常只能办成悬案或疑案。相应的,作为取供中的合法暴行,最不可妄加的拷掠成了断狱中最不能离开的审讯手段。而有限的可知论、伦理秩序和狱无淹滞的价值诉求、反逻辑的自由心证及非对抗的刑事司法等则为口供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