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养老问题研究的理论工具评析——兼论需求溢出理论作为我国养老制度基础理论的适用性

一种养老理论只有能够有效地回应"养老动因"、"养老方式"、"养老方式间次序"三大基本问题,方能为养老制度设计提供系统性的规引,但我国学界在养老问题研究中常用的理论工具对于回应三大问题未能达到理论界和实践者的期待。基于对既有理论工具的反思,需求溢出理论提出传宗人理性是人类养老的内在动因,资源禀赋效率决定了养老方式的推展次序上私人养老要优先于公共养老,而公共养老是为了弥补私人养老的不足,同时其也决定了私人养老和公共养老内部的养老方式选择,而溢出需求与未溢出需求的共存及资源禀赋、资源效率导致几种基本养老方式的混合并用。     

华北雾霾区域合作治理的治本之策:房地产的省市际合作限产

房地产大跃进是导致华北地区空气污染源的主因,是导致华北地区空气净化系统功能障碍的主因,是华北地区形成宜霾气象条件的主因,因此房地产大跃进成为华北地区雾霾常态化的诸因之首。房地产合作限产是治理华北雾霾的对症之药,而舍弃房地产合作限产的雾霾治理之策必然失败。目前,华北各省市对房地产合作限产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房地产合作限产的实施路径及主要内容包括:中央推动、省市际合作,对共同关切地区的建设用地及建筑规模实施额度管理,建立对关切地区建设用地的审批前沟通协调制度,建立受益地对受损地的限产补偿制度(主要是京津补冀)。     

公共危机中民众的自组织机制及其约束--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风险社会中,政府需要与企业、民众、社会组织进行协商合作,以分散和化解风险。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案例分析发现,在集体行动的视域下,公共危机中民众的秩序维护型自组织具有复制、嵌入、相变三种机制。复制式、嵌入式、相变式自组织的任务性均很强,相变式自组织的结构性最强,嵌入式自组织的结构性最弱。它们显著区别于党政组织的强制机制、企业组织的交换机制,也与非政府组织的志愿机制不完全相同。这些自组织对于解决公共危机问题、有效动员组织民众、强化政府元治理能力意义重大,同时也受到开放性、规则性、状态性、反馈性等约束。面对挑战,我们既要通过空间让渡和规则建设来提升社会的自组织化,也要强化个人的责任性,通过提升民众的素养与能力,让个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城区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分割及其矫治——以北京市房山区治理创新实践为例

城区是城市基层治理改革的节点。我国城区社会在由管理向治理转型中,面临着治理空间、治理信息、权力体系、利益结构和文化愿景的碎片化困境。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房山区通过组团式发展、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构筑网格化信息管理平台等措施,对空间、权力、利益、文化、信息进行协调整合,逐步建立了具有高灵敏性、快回应性、广参与性的城区社会治理体系。与此同时,要通过有机整合、精准配权、理念创新来规避治理实践中的机械整合、模糊集权和治理内差等诱发的困境。     

乡村女性主体性成长之路调研——以山西省蒲州镇寨子村妇女协会为例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乡村主体性的增强,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而在"男工女耕"的背景下,乡村主体性的复兴就首先表现为乡村女性主体性的复兴。山西省蒲州镇寨子村妇女协会的实践表明,乡村女性可以在小范围内通过集体行动内生出一种巨大的提升力量,满足女性群体动员、组织平台建设、公共物品供给、规则秩序更新、公共精神培育等需求,推动乡村女性蜕变为主体性鲜明的新女性。其中,女性行动者是女性成长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妇女组织能够整合碎片化的女性个体并增强其话语能力,公共物品解决了女性群体集体行动的相互依存问题,规则秩序保证了女性主体性的稳定性成长,公共精神则是女性主体性可持续成长的支柱。     

对宗教的治理与利用宗教进行社会治理 ——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对宗教的治理认知

我国社会对宗教的认知经历了从政治认知到文化认知的转变，还将转变到融合上述两种认知的治理认知。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双层公共事务观，涉及宗教的治理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国家对宗教的直接治理，即把宗教作为治理对象的治理；第二层面是国家利用宗教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也就是把宗教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即把宗教组织作为治理主体）而对社会事务的治理。其中，前一治理层面强调国家在治理方面的主体性，强调国家以公共利益原则为依归，依法管理宗教组织及其信众，以防范或抑制宗教的消极面；后一治理层面强调宗教（包括宗教组织及信教人员）在治理方面的主体性，强调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权保障下充分利用宗教在心灵治理方面的比较优势，以发挥宗教的积极面。同时，以公共利益原则协调双层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