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共产党百年社会主义探索特点及评析

芬兰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它认为在和平环境下,芬兰可以通过和平过渡、议会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倡议与本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历史性妥协”,建立中左政权,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然而,受制于外部势力的干预和自身存在的不足,芬兰共产党的一系列探索目标未能实现,在持续的党争中逐渐走向边缘化.探析芬兰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对于理解当前世界社会主义的多样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一些政党促进学习提高理论水平的做法与思考

近些年来,由于国内形势和环境出现的诸多新变化和挑战,许多国家政党大都面临着加强思想理论武装、推进学习的紧迫任务。它们根据各自党的实际采取了各具特色的现实举措：树立和巩固适合本国、本党实际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对束缚党前进的一些过时的思想及主张进行修正和革新,对一些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研讨和攻关;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教育...     

新兴国家执政党调整意识形态凝聚社会共识的经验与启示

以指导思想或核心价值观为标志的意识形态是新兴国家执政党统一全党全民思想、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思想武器。它们大都能顺应时代变化,及时确立和调整党的指导思想,丰富思想内涵,加强现实针对性,并通过一系列策略举措来加强对社会的思想舆论引领。同时,保持思想开放性,既注重吸取世界一切进步文明成果,又维护自身文明特性,防范西方渗透演变。多数党取得了较好成果,平稳融入世界文明发展主潮流。     

大国对朝鲜政策的新动向

朝核问题在经历了4个月的"阴云"后再度"转晴".在基本解决朝鲜被动资金后,朝核问题有关六方代表团团长聚会北京,经过两天的磋商后于7月20日发表了新闻公报,达成了"四点框架共识",提出了"三步走"的近期规划.     

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在政党外交中的作用探析

政党外交自始至终是在党中央和最高领导者的直接领导下运筹和实施的。无论是在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外交方面的领导力极其显著而有效。这种领导力表现在排除外部干扰、维护自身独立性的能力;制定决策与指引航向的能力;纠正自身错误的能力;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能力;广交朋友、广结善缘的国际公关能力;国际上的政治引领能力,等等。中共在政党外交中的领导力是其自身的制度体制、思想文化、思维定式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是天然和永恒的,需要在实践中积累、在不断的改革创新中提升。     

从社会管理透视国外执政当局内治国理政之得失

社会管理是衡量执政当局治理水平和领导能力的重要体现。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加速发展，信息技术突飞猛进，民众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多样化，国外众多国家的社会生态发生深刻变化，对执政当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带来许多新问题新挑战，提出了更高的执政要求。当今国外许多执政党经受了这场“管理革命”的考验，但也有不少执政党为此栽跟头，甚至痛失政权。国外经验教训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无疑具有某些启迪意义，需要我们去加以汲取和总结。     

网络政治安全:一些国家执政当局面临的新课题及应对措施

近一二十年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信息社会生活时代的一个崭新现象就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这种新的现代传媒工具与信息平台，在极大地方便民众工作和生活的同时，也给不少国家特别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执政当局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由此形成的网络威胁甚至危及部分国家的政权稳定。此类情况已在当今世界多个国家相继上演。     

西方国家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

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是世界文明演进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西方特别是西欧,是世界最早出现政党的地区,是世界政党制度的发源地.西方近代政党制度的产生,以及由此逐步形成的政党政治,使西方国家的上层建筑实现了革命性飞跃,对本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演进带来了重要影响.     

2010年中国外交回顾与展望

2010年是国际局势调整和重塑的一年也是中国外交迎难而上、积极进取的一年。中国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逆势而上，经济保持快速发展，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和投票权上升至第三位，在国际体系中的权重和影响进一步提升，国际总体处境变得更加主动有利，对外战略资源和手段更加丰富，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发展势头令人羡慕。同时，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仍未摆脱危机阴影，     

从中国对外战略调整透视和谐世界思想的战略意义

和谐世界思想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外战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在新的时代和内外环境下提出的一个重大外交战略思想，它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一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民族在走向伟大复兴进程中，中国党和政府在如何看待外部世界、调整对外关系、寻找自身的定位、探索新形势下的大国关系塑造模式等方面出现了诸多新的认识和变化，并带来战略上的深层次调整，其意义重大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