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复议期间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

复议期间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中的“执行”并非仅指对行政相对人的强制执行,而应重新厘定其涵义;“是否停止执行”有不同的模式选择,选择何种模式与其背后的价值取向有关,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选择“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为原则,停止执行为例外”的模式,既存在理论上的缺失,也难于在实践中具体落实,需要进行反思与重构。     

论行政体制改革与宪政的互动

行政体制改革与宪政的互动是二者关系的实质体现,它一方面要求宪政必须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启动和展开提供基本框架,进而指引和规范行政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行政体制改革也必须张扬宪政的价值诉求,实践宪政的制度安排,从而促进宪政的发展与完善.两者的相得益彰需要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以形成整体合力支撑.     

浅析中国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行政程序法制化已经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不难看出整个国家为此所做出的努力，纵观各国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等环节都并非易事，这也正好说明了行政程序法在整个法治国中的关键位置。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行政程序在法制化进程中问题增多，有必要采取相应对策，以期实现行政程序民主化、制度化的良性循环。     

论大部制改革中互动协调机制的构建

现行行政运行体制中存在的行政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不分,进而导致组织结构和行政权力分化不足,这与大部制改革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要建立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行政运行机制,必须建立纵向上的行政权力运行衔接与互动机制,在横向上建立行政权力适度分离机制、协调机制和信息沟通平台,才能保障行政运行顺畅,实现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定位之求证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目标。行政体制改革涉及的核心关系是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这为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指明了方向，即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是构建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涉及政府理念、职能、运作模式等多个方面，是理念与制度的统一，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价值与工具的统一。     

论部门行政职权改革的价值导向

部门行政职权相对集中改革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应当契合于行政体制改革的价值导向———体现公共性与服务性。公共性体现为行政组织与行政职权结构、行政功能、行政过程、行政理念的公共性,在形而上层面回应了政府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服务性则要求在服务理念、服务主体模式、服务方式、服务途径上加以落实,凸显了政府应当＂做什么＂和公民＂要什么＂的形而下诉求。     

行政主体制度变革:模式、程序与法制保障——以大部制改革为切入

当前大部制改革中,采取统一调整模式、程序或单一调整模式、程序对行政组织和行政职权进行调整,客观上对行政主体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形式上行政主体资格的消灭、产生和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质量提升。随着大部制改革的深化,一方面要实现政策推进式向法律推进式转型,以法律保障大部制改革程序的法制化,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行政组织立法体系,通过法律来规范行政主体制度,以同步推进大部制改革与行政主体制度变革的契合。     

政府职能外、内结构的定位、配置与整合

部门行政职权相对集中所要求的政府职能转变，不能以一种宏大叙事的统帅性而遮蔽了局部性改革对政府职能转变的精准化诉求。它要求在实现政府职能总体定位后，必须从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的双向维度，考察各层级政府承担的职责、事权、财权及其支撑手段，实现政府职能的层级配置。在此两个逻辑前提下，依据一定标准对各层级政府职能进行横向整合，才是真正解决了部门行政职权相对集中改革的关键问题。     

关于立法听证发展的几点思考

立法听证作为听证的一种形式 ,已经在我国立法实践中呈现了良好态势。但由于缺乏制度规范 ,立法听证在发展中出现了混乱无序的现象 ,影响了它的实际功能。如何从制度上构建将成为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