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对个人权利的双维度限制——从公共利益的平等主义构想切入

公共利益概念在法律中极其重要但却难以界定。在政治哲学上，大致上有功利主义、社群主义和平等主义三种公共利益观。三者之中，诉诸平等的公共利益观念提供了最具理论说服力同时也最契合法律实践的构想。根据平等主义的设想，公共利益应当被理解为社群全体成员平等共享的满足其自身主观欲求的机会。这种以平等为价值追求的公共利益观为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的冲突给出了全新的说明，迫使我们放弃天平式横向比较的权衡观，转而接受横向“利益权衡原则”和纵向“平等分配原则”双维度限制的方案。在这一方案下，个人权利不可以被理解为王牌，而应当被视作盾牌。     

孟子人性发展观及其法理意义

每一种法律与政治理论都以对人性的根本看法为起点,孟子的自然主义性善论提供了不同于"理性人"的人性学说。结合认知科学的最新进展,由孟子自然主义人性论道德哲学中可尝试提炼儒家规范美德法理学主张。这种规范美德法理学不同于传统的伦理自然法和自由主义权利法理学,它把公民美德的发展与实践作为法律的核心价值,主张国家应当通过法律为公民个人美德发展与实践提供良好的制度支持。它不但批评了通行的现实主义人性观,更为寻找自由法理学和伦理自然法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提供了理论启示。     

孟子人性发展观及其法理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政书类法令目按语说:"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刑(法)如此,刑法学如何?刑法学家又如何?如果说"国家不幸诗家幸",那么刑法学家则相反,国家不幸,刑法学家亦必不幸;而盛世虽不尚刑,但刑法学家却有幸扶翼社稷,     

司法判决中的实践理由与规范适用——儒家“原情定罪”整体论法律推理模型的重构

司法推理中的核心问题是法律规范适用。传统法条主义将法规范适用看作从整体到个别的"涵摄"过程,也就是将一般的法律规范适用到特殊的个案中。从实践推理的角度来看,法条主义涵摄模型预设了"理由原子论"的看法。这种原子论模型认为普遍的法律理由具有超越具体个案和语境的不变功能。与此不同的是,以孟子和董仲舒为代表的古典儒家思想家提出"经权"与"原情定罪"式的实践推理模型。该实践推理模型着眼于个案情境本身的性质,以此决定规范适用的具体方式和最终适用结果。"嫂溺援手"和"误伤己父"这两个儒家的典型案例表明,原情定罪一种"理由整体论"的实践推理方案。理由整体论否认规范背后的理由具有超越个案与语境的不变功能。在司法判决中,理由整体论主张个案的具体属性才起着决定性作用,最终的案件判决取决于可适用于个案的不同考量因素(情节)及其复杂功能与结构。     

美德法理学、新形式主义与法治——Lawrence Solum教授访谈

W(王凌皞):你好,Larry。非常高兴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为什么对美德法理学这个课题感兴趣。换一种说法,您提出美德法理学的语境是什么,或者是什么激励着您去思考这个问题?     

应对道德两难的挑战 儒学对现代法律职业伦理的超越

<正>一、问题意识继2008年"郭京毅等法律人窝案"、"黄松有等法律人窝案"之后,2009年重庆打黑运动中爆出的"十佳律师与自杀法官情人关系"丑闻以及"律师伪证门"等一系列事件,使得法律人职业道德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其中,又以"律师伪证门"的争议性最大。据重庆公安机关透露,律师李庄在担任重庆涉黑团伙主要成员、被告人龚刚模辩护人的过程中,     

基因筛查违背伦理道德吗?——从受益原则到亲子美德伦理

近些年来,筛查遗传疾病的胚胎产前诊断技术应用在我国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的相关基因纳入了医疗机构的诊断和筛查范围。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条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伦理道德”主要是指医学伦理领域的基本规范性原则,其中包含自主、受益、禁止伤害以及正义四项基本原则。由于对胚胎的基因优化筛选涉及亲子两方,亲子美德伦理为受益原则提供了健全有力的解释。受益原则涵盖亲子双方,以实现子女蓬勃焕发的人生为目标。这一目标既包含子女个体的福祉或幸福,也包含亲子关系上的独立平等。在这种理解下,超越疾病治疗和预防目的的基因优化筛选违反了《民法典》规定的“伦理道德”要求,为法律所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