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的文化意义

长征,是一个可以传之久远的东方神话,是一条可以绵延万古的精神矿脉,是一面永远鲜艳的文化旗帜。长征,虽已定格在历史长空,但长征精神却对每一个中华儿女有着永恒的意义。     

知识经济--当代知识青年尽显身手的舞台

知识经济强调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当代中国知识青年在知识结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与特征,特别适合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规则.就当代知识青年所具备的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优势和潜能而言,知识经济是知识青年自己的"经济".     

对职务犯罪批捕权上提一级后的现实思考

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试行的职务犯罪批捕权上提一级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下级检察机关怠于行使侦查监督职责,侦、捕、诉衔接不畅影响案件质量,承担错案责任主体不明确,上级检察机关的不捕决定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因此,上下级检察机关要健全机制履行侦查监督职责,建立上下畅通、左右联动的侦、捕、诉衔接机制保证案件质量,要完善考核标准,厘清错案责任,要对上级检察机关的不捕决定实行备案审查制度。     

毛泽东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宪法是一国的立法基础和法律体系的核心,对一国的法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主持下制定的。毛泽东不仅为宪法指出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持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而且直接参与了宪法草案的起草和修改工作,为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和颁行作出了突出贡献。     

任何民族无信仰即无宪政也无法治——民族信仰与中国百年宪政关系的文化考察

中国人民追求宪政并且为之奋斗一百余年但社会效果仍不理想的根本原因在于一百年多来中国人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长期的、统一的精神信仰。信仰也是一种规则体系、价值体系,可以补充、完善法律的规范作用。一个民族只有解决了信仰问题,才有可能走向宪政或法治。     

董必武的反腐败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董必武同志在长期领导中共财经和政法工作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反腐败思想:必须注意加强财经干部队伍的组织、思想和作风建设;共产党不能变成"商业党",不能"与民争利";腐败要坚持"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监督;惩治腐败离不开法律,也需要"依法办事"。董必武同志的反腐败思想,对我们当代的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价值。     

沈家本与中国刑法制度的近代化

沈家本主持的清末修订《大清新刑律》的活动 ,促成了长达两千余年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中华法系的解体 ,第一次引进了西方近代的刑法原则和法制精神 ,开启了中国法制的近代化的先河。     

职务犯罪批捕权上提一级后应注意的问题及对策

职务犯罪批捕权上提一级后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上，下级检察机关要健全机制履行侦查监督职责，建立上下畅通，左右联动的侦，捕，诉衔接机制保证案件质量，要完善考核标准，厘清错案责任，要对上级检察机关的不捕决定实行备案审查制度。     

论民族的精神信仰对法治的作用

人们长期形成的精神信仰,也在经常地、长期地制约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只追求法治,而忽视人们的精神信仰,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法治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是与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密不可分的。基督教中的“摩西十戒”构成了西方法制的基础和内核,人们追求法治与信奉上帝是熔为一炉的。中国要真正实现法治,就必须高度重视人们精神信仰的塑造与养成。     

浅析亲属参与受贿行为的定性问题

近年来,一些受贿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犯罪手段越来越狡猾,除了传统的"一对一"受贿方式外,还利用家属、亲戚、朋友等第三人来索取、收受财物,企图使"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与"收受贿赂"两大必要构成要件之间产生脱节,从而无法认定其受贿事实。因此,正确认识亲属参与受贿行为,准确做出罪与非罪的定性,是摆在司法实践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本文拟从理论上探讨受贿罪共犯问题入手,通过对实践中发生的亲属参与受贿行为的不同情况进行定性分析,对亲属参与受贿行为这一实践难题做一浅显破解,期望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