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区中国人红细胞GPT表型频率调查

谷丙转氨酶(Glutamic—PyruvicTransminas,GPT)是参于机体氨基酸代谢的一类酶,广泛存在于机体各组织中。GPT 有两种形式,一种为线粒体型 GPT(m-GPT),存在于线粒体中,另一种为可溶     

家庭教育第一案

2006年12月26日上午，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北京市石景山区儿童侯鸿儒的扶养权纠纷案．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该院确认由其父亲候波继续抚养孩子，同时要求侯波尽快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     

乐为公益事业挥彩毫——记民进省委委员、慈善明信片作者韩一民

2001年11月中旬，由国家邮政局发行的慈善工程中国邮政邮资明信片第二批正式上市。至此，这套9月8日首发的明信片，短短一个多月发行总量已达100万套。这套明信片的作，就是我省画家韩一民先生。     

“仁”与主体际性——社会公共道德重建的心性基础

“仁”代表着中国古人从人际关系视角研究、探讨德性和社会规范的思路，是理解中华文明的关键概念，这一范畴的突出特点强烈的实践性。主体际性概念出现在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中，是对主客二分的近代理性主义传统的超越，其意义在于申明了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共生性、平等性、交互性。“仁”与主体际性之间存在内存契合，可以说是以经验形态表达了后现代主体际性的实践理性。在主体际性视域中重新发掘和理解“仁”，重新解读其文化心理本质并为生活服务，或许可为中华文明吸纳、消化现代文明提供一条路径。     

指纹鉴定标准及鉴定结论概率化研究

指纹鉴定标准是指纹鉴定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指纹鉴定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的最低特征数量标准、质量—数量标准、面积—质量量化标准、拓扑学方法和标准、形态学方法和标准等均有其局限性.运用统计学理论和贝叶斯定理建立指纹鉴定结论概率化方法和评价标准,不仅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也可以避免指纹鉴定标准之争,使指纹鉴定从经验走向科学.通过统计每枚指纹平均细节特征数量和每类特征的出现率,可以计算出两枚指纹匹配的概率值,进而对概率结论的可靠性作出分析评断.     

社会转型期青年的宗教需求研究——广州青年的宗教信仰调查分析

通过对广州青年的宗教信仰进行实证调查,发现广州青年宗教活动参与制度化程度较低;不同年龄,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其信教的动机不同;家庭环境是信教青年了解、皈依宗教的最重要途径。宗教让信教青年获得心灵的宁静、更明确的人生目标,但对幸福感影响不明显。研究建议,关注青年的情感需求,用"无私的爱"进一步拉近共青团组织与青年的距离,用分类引导的手法切实提升青年工作实效。     

论传统价值观中消极因素对创新的影响与制约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是至关重要的。创新涉及到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导向等一系列制约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伦轻科技、重群体轻个体、重一统轻发展、重权威轻后生的价值观对创新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犯罪学与刑事法制改革:以英国为例

过去30年英国的犯罪学发展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个是"犯罪学"在多个维度的"膨胀";另一个是犯罪学"自治性"的增强。犯罪学在向自治学科转变的过程中既具有许多有益的方面,也存在诸多风险。它可能会丧失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因而有必要对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潜在的后果保持警觉。犯罪学知识的用途,在于为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对犯罪学进行准确定位有两个核心要求:一是要承诺把犯罪学变成一个内涵广阔的学术概念,即将犯罪学的多元主义看作一个优势;二是要让犯罪学研究与实践保持长久的、基本的联系,将犯罪学知识渗入公众关注的犯罪和法制事件中,对"制度性环境"作出一个比现在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的初步考察

与学派之争无关的主客观争议,有必要从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予以剥离。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其意义可分为两个维度。第一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涉及刑罚对象的争论,即刑罚的对象究竟是对法益的侵害还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第二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乃是在不法论意义上而言,即不法的成立是根据行为的客观面或是行为人的主观意思进行判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在我国刑法学中尚未真正展开,双方的论争缺乏针对性,且在概念的指涉与运用上充满混乱。就我国刑法的立场问题而言,有必要根据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的不同维度进行立场选择。在第一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应采客观主义;在第二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应采受客观主义严格约束的主观论,即一种以法益侵害为基础的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     

反贪工作如何结合三项重点工作之刍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检察机关反贪工作作为实施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处在反腐败斗争的第一线,是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司法保障.因此,在反贪工作中如何把自身职能与三项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就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对此,本文试从行事角度解读“和谐社会”的含义出发,谈谈反贪工作与三项重点工作的关系,并试就反贪工作如何结合三项重点工作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