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权力"的异议与证成

当前算法研究中,"算法权力"这一概念还存在着一些争论.算法是不是一种权力?如果是,算法为什么是一种权力?这既是认识上的问题,也是现实中的问题.学界基于本体论视角和系统视角分别产生了"算法不是权力"和"算法是权力"这两种在形式上对立的观点.理论上,从支配力视角出发可以证成算法权力,支配力是权力的核心要素,那么拥有支配力的算法是权力;实际上,算法具有重要的社会性,它以技术集合的支撑、私人资本的嵌入与公权力的嵌入为基础,生成了算法权力.算法权力生成基础的糅合将产生多种算法权力形式,主要包括算法操纵、算法合格权威以及算法合法权威等算法权力形式.正确认识算法权力及其形式对于全面理解算法、应用把握算法以及治理算法具有重要作用.     

试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观

理论界一般认为,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仍深陷于德国观念论哲学的泥潭,没有太多的理论建树。笔者则认为,青年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写作过程中,通过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讨论,已经生发出自己对哲学的全新理解,表达了打算建立一种不同于以往哲学的新哲学的伟大构想。     

我国城市地下水环境保护的法律机制

城市地下水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平衡等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城市地下水环境存在着严重污染、严重超采和生态恶化的状况。而城市地下水环境的有效保护有赖于相关法律机制的健全。因此从城市地下水环境规划,到具体制度的设计,再到法律责任的落实,以及最终环境法治的实现,是城市地下水环境保护的法律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实现其功能的过程。     

我国社团组织的政治参与分析

我国社团政治参与的一般特征表现为参与范围广泛,但主要集中在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政策领域;参与路径和方法日趋多样化,但主要集中在行政参与上;参与有效性有限。其制约因素在于社团内部能力建设、外部制度框架和社团的社会关注度等方面。有必要将社团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中,为社团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英国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研究

作为英美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和欧盟的重要成员国,英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立法,无疑对于我国构建相关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遵循欧盟相关立法和实施诸多国际公约的基础上,英国国内已形成了较为完备并具有英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律适用体系,体现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平衡、知识产权共性与个性的结合、法律适用方法与规则的融合。     

论刑事立法方法

<正> 在执法环境和司法人员素质这些外在因素相同的条件下,刑事法律效能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刑事立法本身的因素,即指导立法的政策思想是否适当以及立法方法是否科学。在刑事政策(这也是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被认为适当的前提下,立法方法的重要性便突出起来。刑事立法方法是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亟待拓荒的一块领地。《刑法》颁行10余年来实施成就显著,为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有些章节条款需要修改和补     

一部有理论深度的新书——评《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

<正> 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法》和传统的刑法理论,为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保障作用。但随着法人犯罪的大量出现和日趋严重的现实状况,降低了刑法保护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给刑法理论工作者带来了困惑。基于不同出发点的法人犯罪肯定说和法人犯罪否定说的论争,无论在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都有     

建立刑事一体化思想

<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1980年元旦开始生效时就面对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现的较高犯罪率,1981年至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接连通过三个严惩犯罪分子的"决定",刑事司法采取了从重政策。九年来,犯罪率呈"V"形轨迹。刑事案件立案数1984年下降为514,369起,明显低于前三年,但1985年又开始反弹,出现上升趋势:1985年为542,005起,1986年     

刑法例外规律及其他

<正> "例外"就是在一般规律或认定之外。"规律"是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普遍的不断重复出现的特点。一般说来,例外和规律是两个对立的概念。然而近代刑法规范的例外,不分国界,不断出现,长期存在,使刑法实际处于不断改革之中,从而推动刑法本身的发展。从宏观时、空上看,刑法中的例外是一种普遍现象。既然如此,它就必定具有某种规律性的特点,本文称之为"例外规律"。这是一个尚未开发的课题,有探讨的必要。     

Technocracy or transformation? Mapping women's policy agencies and orienting gender (in)equality in the Canadian provinces

Canadian gender equality policy has taken a “technocratic turn” that favours bureaucratic expertise to monitor and measure (in)equality rather than participatory and consultative mechanisms. While the processes and impacts of this shift are well documented at the federal level, less is know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This article takes stock of provincial gender equality mechanisms, demonstrating variations in women's policy agencies (WPAs) across the ten provinces. It then links these variations to the discursive politics of gender equality within each province.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potential for transformative orientations of gender equality emerges in WPAs with broad consultative mechanis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