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权威:评价标准与建构路径

西方学术界对制度及权威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制度主义视角、结构主义视角、国家制度化理论视角、治理主义视角。国内学界较为关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注重制度权威的秩序与稳定功能。衡量制度权威的双重维度包括制度正当性维度与制度有效性维度。建构制度权威的可能路径包括:塑造制度权威的社会认同、培育制度权威的社会资本、重塑制度权威的人力资源、注入制度权威的德性伦理。     

论服务型政府的有限性与非营利组织的补充作用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有限性是服务型政府的一大特点,政府不可能包揽一切公共服务。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应重视其自身的这一特点,避免政府机构改革陷入“膨胀—精简—膨胀”的怪圈。服务型政府是有限的,因此,应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有益补充。     

官僚主义分析的决策维度

从公共决策的角度对官僚主义进行分析是一个较新的认识思路。公共决策的公共利益导向是治理官僚主义的价值基础,公共决策的体制优化是治理官僚主义的制度保障,公共决策的方式与艺术是治理官僚主义的实现途径。     

韦伯官僚制的理论局限及启示

官僚制为官僚主义的培育提供了温床,是官僚主义所依附的物质载体。考察官僚制不能不考察韦伯的官僚制理论,韦伯的理性官僚制遭到了后继学者的不断批评,我们需要对这些批评进行理性审视,对理性官僚制作一番重新认识。韦伯官僚制存在三个方面的理论局限:一是历史时代的局限,二是价值理性的缺失,三是封闭性与静态性并存。我们对韦伯官僚制进行理性反思得出三点启示:一是坚持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二是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三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中西方官僚制的文化传统溯源

中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造就了不同的官僚制度和官僚文化,考察中西方官僚制的文化传统,有助于更好地借鉴各自官僚制的科学形式和工具理性。中西方官僚制的文化传统在生成环境、历史基础、政治形态以及信仰观念等方面存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