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规民约规定与实施处罚的法理正当性

作为村民自治的产物,村规民约实践中较为普遍地存在规定和实施处罚的情形,这一直是一个令许多学者倍感疑惑的问题。就村民自治的内在逻辑而言,村规民约规定和实施处罚,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其可以任意地规定或实施处罚。其一,村民自治是一种民主的实践,而强制则是民主政治实践的内在的构成性因素之一。其二,村民自治固然是村民公民权利的运用,但权利并不是单纯消极性的,它在一定条件下就是权力,即,村民自治权力,它是管辖村级公共事务并能够作出强制性安排的一种公共权力。其三,观察和思考权力时,不能有意识地区分权力的存有与权力的运用两个层面,这是我们常常不能接受村规民约规定和实施处罚现象的重要原因。当然,这种区分的视角也提醒我们,接受处罚权力的存在正当性,并不是问题的完结,而恰恰是我们进一步深思明辨权力运用规则的开始。     

罢免人大代表的理由问题—兼评“天津人大代表罢免案”

罢免人大代表的理由,应该是与公共利益更为有关、与人民代表行使的职权职责更为有关并且内涵也更为确定的理由.它可以被表述为:违背了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代表的职权和职责的要求,以及背离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人的两种意志与法治：解析“电脑量刑”背后的法治观

尽管许多人相信，法治就是排斥和摈弃人的所有意志，但实际上，人的意志可以划分为恣肆的意志和非恣肆的意志，而只有恣肆的意志才是与法治相悖的。具体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问题，法治关注的焦点不是它的范围或程度，而是它的性质。然而，“电脑量刑”背后的法治观却是对这一法治观念的背离。     

女权视野下的富人超生问题

富人超生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女权理论认为,人的生育欲望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而主张多育的生育文化观念则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妇女权利的增加可以改变陈旧的生育文化观念,并有利于最终造就一个低生育水平的社会;男女之间的社会结构不仅是一种支配与屈从的人际关系模式,更是一种社会发展成果的分享和利用模式.当前,我国的女权发展不足,妇女在教育和就业等方面处于劣势,社会上轻视妇女权利的现象还比较严重.通过发展女权应对富人超生,需要将女权发展战略与加强生育控制有机结合,需要将富人因超生而缴纳的"社会抚养费"投入到女权发展事业中,需要全面把握、科学理解党和政府关于发展女权的有关规定,将女权发展提升到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