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理论与价值本源的中国协商民主理路透析——兼与李景治先生商榷

任何一种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的时代呈现,都有其特定的内涵约定和外延限定。协商民主研究西方先于我国,我们只有坚持"打通—交流—构建"的研究致向,才能真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才能增强中国民主政治的世界认同感。为此,在全面把握协商民主的道德价值诉求的基础上,准确剖析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有利于理解协商民主与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差异、梳理协商民主与竞争民主的共存互动关系,克服理论研究的"泛协商民主化"和"意识形态化";系统阐释协商民主的主体构成及其特征,有利于拓展协商主体范围,彰显"人民民主"国家性质,构建协商民主主体平等关系,实现协商主体的纵向关系与横向关系的交叉和统一,避免协商主体的"精英化"和"权力化";理性分析协商民主的实践范围和路径优化,有利于把握中国协商民主实践的切入点和关键点,探寻中国协商民主实践的"本土化"。     

论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法规建设

本文从文化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文化市场主体的唯利性、文化市场进入的障碍性三个维度入手,分析了文化产业发展中法规建设的必要性;接着分析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法规建设的现状,凸现其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完善宏观管理体制、健全中观管理法规、构建微观执法体系三个视角探讨文化产业发展法规建设的内在结构。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话语变迁

构建科学合理、国际认同度更高的理论话语体系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对话,提升我国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软实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手段。文化"走出去"战略作为当前我国的核心话语体系,实现了对以强制性、扩张性为标志的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输出"的超越,但由于其表述上的"单向性"和"形式化",往往容易被其它国家和民族误会和曲解。"文化魅力"的提法明确了我国"内涵式"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质特征,更符合"一带一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建设理念。因此,需以"文化魅力"为基础,推进"文化走出去",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最终实现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这是"一带一路"文化交流背景下我国话语体系变迁的应有逻辑。     

从政治文明维度全面把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实践所获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和,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1]2004年3月"政治文明"被写入<宪法>,标志着政治文明由党的理论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全民的奋斗目标.目前,中国共产党为了进一步推进政治文明,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任务,它标志着党进一步重视自身建设,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因此,从政治文明的三维立体结构,即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分析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中国特色"维度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升华,是在我国建设成就基础上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其丰富内涵充分展示了党的先进性,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全面体现了我国的基本国情。为此,它必将引领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统领和谐社会建设。     

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党执政合法性探析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不仅是指合法律性,更重要的是指价值上的正当性。就其本质而言,它是“社会成员对政权体系所给予的积极支持和社会认可”犤1犦。任何执政党的合法性都不可能固定不变,随着执政环境的变动,其合法性往往呈现出动态运行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唯一的执     

论新形势下党的执政理念的时代升华

新世纪,党的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地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价值取向;“科学发展”是思想基础;“和谐社会”是理想目标。规范明确党的执政理念必将对党的自身建设、国家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产生深远的影响。     

政治实践的理性自觉——兼评刘吉发教授的《政治实践论》

政治实践既是人类文明社会历史演进的主题,也是政治理论发展的现实土壤。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便围绕公共权力展开活动,政治实践便应运产生。政治实践本质上是政治主体运用公共权力调节社会关系的行为,这正是刘吉发教授《政治实践论》广义视角的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