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集体行动能力提升之径——以Z市干部考评体系创新为分析对象

从组织理论角度看,政府行为属于典型的集体行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能力既是政府能力建设的重要维度,也是政府执行力的重要基础,还外化为地方政府机关效能的高低和领导干部作风的好坏。本文以干部考核评价制度为切入点,通过对Z市案例的实证分析,展示了干部考核评价制度如何形成目标导向、信息控制、激励约束三个机制加强政府系统内部自上而下单向度的控制,促进地方政府集体行动能力的提升。毋庸置疑,政府绝对不能脱离社会而构建集体行动能力,政府一致行动的能力越强,与社会联接就越要紧密。     

参政党与利益整合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珏须发挥各种政治机制的利益整合功能。作为我国政党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参政党，具有重要且强大的利益整合功能，其功能是否得到有效发挥，直接影响到政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结构的优化。我国的参政党具有利益聚合、维护稳定和资源整合三个方面的利益整合功能，从参政党与执政党、国家政权机构、社会的关系以及参政党之间的党际关系角度发掘参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有助于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进一步认识我国参政党在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政治体制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     

政府投资项目的规制失败和规制优化

在我国政府投资项目的运作过程中,政府往往集“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角色于一身,既担负项目管理的核心角色,又是对项目管理过程进行规制的主体。这一现象被认为是政府投资项目效率效益低下、腐败问题严重的最重要的体制性根源,并使得对政府投资项目的规制普遍出现规制真空与规制重叠并存、规制俘获和规制套利并存、规制竞次和规制合谋并存、规制机构自主性不足与自由裁量权过大并存、规制成本膨胀等规制失败现象。要理顺并优化对政府投资项目的规制,可从加大规制机构整合力度与加强机构间沟通协调并行、提高规制机构自主性和限制规制机构自由裁量权并重、引入竞争机制和开发绩效评估工具并举等几条途径入手。     

建立政府投资项目信息公开机制

政府投资项目领域是腐败现象的多发、高发地带,信息公开对有效预防政府投资项目领域的腐败具有战略意义。在当前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中,对政府投资项目信息公开工作重视不足。有必要开展政府投资项目信息公开专项行动,有计划地建立和推进政府投资项目信息公开机制,保证政府投资项目信息充分、及时、准确的发布,提高投资透明度,以实现项目决策的科学化、项目实施的规范化和项目监督管理的民主化。     

政府内部规制及其合理化路径

政府内部规制是指在政府内部一个公共机构通过制定规则和设定标准的方式影响和规范其他公共机构的活动和行为,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政府某些具有经营性质的机构直接从事经济活动,或者从事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准经济活动"时,所受到的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二是行政性规制,即对规制者的规制。政府内部规制是政府的自我约束方式之一,但其具有规制主客体都是公共机构,规制机构身兼规制者和被规制者双重身份等特点,因此相较于针对企业的规制,更容易发生规制失败。要使政府内部规制合理化,应从(但不限于)理顺职能、绩效评估、引入竞争和沟通协调等途径努力。     

我国公共工程腐败模式的分析及腐败程度的初步测算

公共工程领域是我国腐败发生的重灾区。试从公共工程牵涉的多元利益主体和复杂运作流程入手,根据腐败主体、权力支撑、涉及环节、腐败手段和腐败方式的不同,总结公共工程腐败的六种典型模式。并进一步利用寻租理论、俘获理论和合谋理论等工具对公共工程腐败模式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参考国际上测量腐败的经验,利用公开数据和资料,对我国当前公共工程腐败的程度进行初步测算:从腐败治理重点领域维度看,专项模式的实行,说明治理公共工程腐败是近几年国家腐败治理的首要任务;从腐败立案比例来看,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案件数,约占全国腐败案件立案数的10%,高居各行业腐败榜首;从腐败金额来看,粗略估计公共工程腐败约占公共投资总额的25%;若从典型案例看,腐败现象更是五花八门,花样频出。     

政府廉政评价的公民参与机制研究

构建政府廉政评价的公民参与机制,可以促使公民建立对反腐倡廉的理性认知,增强党和政府廉政工作公信力,提升公民满意度。依据参与深度的渐次推进,公民参与廉政评价对廉政建设能够发挥象征功能、鉴定功能、诊断功能、监督功能、战略功能。案例梳理表明,在当前中国各地政府实践探索中,政府廉政评价已逐步从内部评价走向引入民意调查和第三方评估,公民参与正处于从"无效参与"向"有限参与"的推进阶段,只是参与式评价的政府主导色彩仍然浓重。要想进一步增强公民参与廉政评价的动力,使公民在廉政评价动态过程的各环节实现主体身份,关键在于激发被评价对象和参与者两个方面的内在动因,形成公民参与的拉力和推力,进而从"理念—制度—环境—手段"四维度构建公民自主、有序、有效参与廉政评价的合理机制。     

社会信任与腐败

对于社会信任和腐败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都假定社会信任程度越高,腐败程度就越低。但严格来说,相反的命题也是成立的,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等现象也体现出较高程度的信任,且这种信任程度越高,腐败现象越容易滋生。社会信任可分为一般信任(包括经济交易双方的相互信任,公民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人们对法律体制、国家机构的信任)和特殊信任(基于血缘、情感、关系网络的小团体内部的排外性信任),实际上,一个社会的一般信任程度越高,这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就越低;而在一个对制度和陌生人缺乏一般信任的社会中,程度越高的特殊信任将越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这给我们认识腐败、预防腐败和进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