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比“好生活”更好的“美生活”

正幸福生活并不是权力的享有、财富的占有、荣誉的获取、健康的保证等自我满足,而是一种包孕美感的更高级的生活形态。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关键词之一是"美好生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今后中国人民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外媒把"美好生活"译成good life或者better life,翻译回中文就是"好的生活"或"更好的生活"。如果"好"或者"更好"就可以描述一个有品质的生活,     

只有革新的人才能保古

正如今的中国人,生存、温饱和发展,仍是主题。我们需要返本开新,重新找回中国伟大传统的那种"神""道""气"。近日读鲁迅《华盖集》,其中有一封给青年人的信叫《北京通信》,信中说道:"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好多年来,我们都在讲生存与发展,并将之作为时代的主题。不过,鲁迅当时还只是对青年人的鼓励,并没有用来言说民族     

由疫情反思西方新旧“个人主义”

新冠疫情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在生命权与自由权之间，西方世界难以找到融合之路，而在索取“消极自由”过程之中，始终将二者置于对抗地位之上。这就凸显在新旧“个人主义”的命运之中。汉学家明确反对个人主义，特别反对是在自由根基上建构而成的“权利化的个体”,但是他们提出的“角色伦理”的解决方案，却走到了个体的对立面上去，此乃另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两方面的理路皆不符合既保障“个体权利”又保持“社会和谐”的发展之路。     

对美国文化产业的政治考量

文化扩张是美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基本原则。其文化产品的特点是以贩卖“美好的生活形态”,来“占领对方国民心灵的情感”,达到人们对美国的认同和好感。由此带来的最大利益不仅是文化产品上的,还是其他商业产品的市场基础。     

"启蒙与救亡"的变奏:孰是孰非

"启蒙与救亡"的变奏,所言说的本是中国近代史的内在发展逻辑,同时它也成为近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题之一.该学说的发明权之争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哪种理论对历史和现实更有阐释力."启蒙与救亡"的历史逻辑,一方面依赖于从严复、邹容到陈天华这些历史当事人的创造,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李泽厚、舒衡哲和史华兹这些历史阐释者的阐发而获得.实质上,"启蒙与救亡"所面对的是一个两难选择的问题--国家富强与个人自由何者更重要?如今"救亡压倒启蒙"理应转向"启蒙就是救亡",国家富强与个人自由应协调一致并相互补充,这也正是当代中国走独立发展的道路所必需的.     

设计的“好”和“美”

正设计本身就是为了生活,并不逃出生活之外。设计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品,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实存。在我们身边,有一些我们觉得不方便的地方。大到小区行道,小到一个插头。你会发现,一些小区的人行道都被设计得横平竖直的,然后再用方形的草坪去隔出空间。然而,人们就是喜欢"走捷径",而这些更短的道路,恰恰就位于草坪中间。于是乎,许多草坪上就出现了人     

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审美主义思潮论

"审美主义"是一种以审美活动取代其它生命活动的价值取向,"生命艺术化"是其思想核心,它要藉审美之途来安顿此岸的生存.从这种新的视角出发,审视中国美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断代史,立足于中西文化-美学比较角度,考察审美主义在中国的系统化形成,探寻审美主义在中国的接受机制、建构特质和发展理路,将会对理解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有特殊的启示意义.     

返本开新的生态智慧

正未来能走的路,并不是人类主动或被动退出自然,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如何让人与自然平衡、相生、共化,才是人类在未来地球上得以继续延续的大智慧。西方曾有一场深刻的环境保护运动,要求告别人类中心主义,以自然生态作为核心,从而提出了走向生态时代的课题。在西方,生态时代直面工业时代而出。这是因为工业时代的人类只知战胜自     

大学理念：新旧两种版本

2004年 ,香港科技大学前副校长孔宪铎先生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同时推出了两本书 :一本是写给教授们读的《我的科大十年》 (修订版 ) ,另一本则是写给研究生看的《东西象牙塔》。再加上还有一本据说是写给大学生的《背水一战》(香港三联1997年版 ) ,可以说 ,孔宪铎为他的听众们完整地演奏出了从“大学求学经验”到“大学办学理念”的“三部曲”。读罢这些书 ,一位历史上的教育家的身影不觉浮现在眼前 ,那就是创办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 ,在“大学之道”上 ,孔宪铎先生在诸多方面都与张伯苓先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孔宪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