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动员策略与理论源流——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基于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表现出的事实场景,可见积极型政府的特质与数字化技术的嵌入推动着公共危机治理的结构化转型,并激起新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探讨。政府作为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积极行动者,在公共危机的不确定性与数字治理的精准性之间,不断地形塑着数字化危机治理模式。积极型政府采用科层制统合、数字化驱动和舆论性引导等动员策略,基于"理念-数据-组织"的核心要素,形成模糊性治理、流动性治理和韧性治理"三位一体"的理论源流。但在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中,还内含精准与模糊、高频流动与物理阻断、刚性与柔性、积极有为与过度干预等的可能张力和潜在挑战,需要从治理与技术的关系方面进行深刻反思,以实现积极型政府的自我超越与数字化的危机善治。     

互动共生、秩序重构与复合交错:"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制度逻辑——以浙江省为例

制度逻辑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重构.从该视角切入观察"最多跑一次"改革,可以更好地理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真实场域.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中,政治资源与社会合法性的互动共生,是创新制度设置的关键驱动.行政动员与意义建构的互融共生、技术嵌入与组织调适的相互构造,会在复杂的制度实践中实现秩序重构.最终呈现出回应社会需求、强化科层控制、耗散政策成效等复合交错的结果.     

政府间责权利交错缘何长期存在？——一个基于组织、制度、过程、功能的文献述评

责权利对称被认为是保障政府组织有效运行的基本原则，但实践中责权利交错的现象却长期存在。对此，现有研究从组织结构、制度规范、运行过程三个视角分析了政府间责权利交错产生的原因，并从结构功能的视角对政府间责权利交错的效应进行了评估。而已有研究虽从各自的视角部分地解释了政府间责权利产生的原因及其长期存在的缘由，但缺乏系统的整体性分析框架，忽视了责权利交错作为一种制度模式对国家治理体系的调适功能，因而未能充分地解释政府间责权利交错缘何长期存在的深层逻辑。未来，可借鉴制度逻辑理论，通过跨层次的过程来融合已有的研究视角，建立一个“结构—过程—功能”的整体性分析框架，来解释政府间责权利交错缘何长期存在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