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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吉胜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2):43-52
话语权是各大国博弈的重要方面,话语权决定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影响力和感召力。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并没有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中国国际贡献的增加同步,还存在一些短板。近年来,基于中国本身以及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中国从多个角度提升国际话语权。在外交领域,中国外交不断提出新理念,完善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中国外交理论;加大主场外交、元首外交、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力度,以国际制度建设为着力点努力塑造外交新格局,提升国际话语权。未来,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文化理念和传统思想的宣传,处理好制度改革与制度增量的关系,加强中国在地区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提高话语能力,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能够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贡献等相匹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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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政治领域,针对同一话语或事实,不同国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回应,而话语效果的关键在于受众对言语者使用的语言及其构建的社会事实产生了怎样的理解和形成了何种意义。依据国际关系的理解视角,政治话语的理解和接受是意义的社会生产过程。面对某一政治话语或社会事实,话语受众是积极主动的,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解读话语信息,充分调用背景知识,在情感认知的引导下进行理解,并做出反应。受众所处的社会语境、其背景知识和情感认知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接受效果,表现为完全接受、协商性理解和完全反对这三种立场。探讨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意义生成与和接受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信号释放、对外宣传和印象管理等具体外交实践,也将进一步丰富国际政治语言学的研究议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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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深受影响,大国围绕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治理面临治理困境甚至治理失败。全球治理话语权既体现为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体现为贯穿治理过程的权力,具体化为治理主题、治理议程、治理平台、治理制度和治理人才等多个方面,反映治理理念之争、话语之争与制度之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努力创建新机制和新规则,推动现有国际制度改革,提出中国倡议和方案,分享中国治理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竞争。未来中国需继续加强外交能力,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挖掘和凝练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加强全球治理制度能力建设,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培育和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治理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真正成为全球治理强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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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管制改革的分析和启示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逐步建立,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全面管制,政府传统的管理方式开始改变,由管得很细的条块结合的管理开始松动,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管制模式也提上了日程。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市场秩序的综合治理整顿、行政性垄断问题的解决、环境污染的治理、生产安全和食品卫生安全方面管理等等,都是政府在探索新型政府管制方面的不断努力。如何建立一个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政府管制体制,需要借鉴发达市场经济政府管制的先进经验。本文就美国政府管制的历史、改革两方面进行阐述,探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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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常借鉴其他学科而不断经历理论突破。由于语言具有政治性、权力性、建构性等特点,它一直在影响着国际关系的进程与结果,也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关注的一个要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建构主义等"后"理论针对语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而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与语言学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国际政治语言学可以围绕语言在学理和政策层面继续深入。学理研究主要包括围绕语言拓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视域、话语理论与实践研究,语言、文化、思维与国家行为之关系研究等维度。政策研究主要包括语言战略与国家外语能力、话语建设、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研究等方面。国际政治语言学不仅会继续丰富国际关系领域的跨学科理论研究,同时也可以为外交实践提供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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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研究:回顾与展望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自20世纪80年代末语言进入国际关系理论以来,相关的研究不断深入。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范畴下,学者们主要从言语行为、规则、规范、话语以及表象力等角度对国际关系中的语言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是行动,能够建构意义,产生话语,进而影响行为体的行为选择。本文旨在对这些研究进行简要的理论回顾和梳理,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该理论的研究范畴,更好地理解语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从语言的角度来理解国际关系中的诸多现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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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认知,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媒介,也是安全研究的重要维度。特定的话语可塑造威胁身份,叙述危机故事,对言语对象制造话语障碍,形成话语压力,建构话语危机,影响相关政策,使特定问题安全化,并影响安全程度的高低,导致不同的安全政策,甚至助推战争。中国在近三十年来一直面临来自西方世界的话语压力,在国际舆论场中经常陷入不利境地,有时由于某个话题成为舆论焦点,遭遇话语危机,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威胁南海航行自由”“中国威胁世界秩序”以及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等。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亟须研究和应对话语压力和话语危机。中国需要加大世界发声力度,提高话语主动性和自觉性;加大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宣传,重塑中国话语的国际语境;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避免话语与行为的盲目自大,避免不必要的话语攻击和误解、有针对性地做好美国关于中国话语的改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减少话语障碍和话语压力,有效缓解和化解话语危机。这是为中国塑造良好外部环境、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使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更加顺畅的重要条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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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很多领域都产生过并仍在产生着重大影响,这次语言转向使人们更加意识到语言具有一定的本体地位,具有行事功能和社会功能,同时产生意义的主体间性。另一方面,语言在国际关系的很多理论中被简约掉,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研究也相对比较迟缓,主要集中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本文主要以语言游戏为例,从规则的建立、遵守和转变来分析语言转向对建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语言建构规则,规则塑造语境,语境决定意义、意义限制行为,而语言在整个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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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1980年代,在经历了三次理论大论战后,演变成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流派之间的论争。随着论战的继续,二者比试的范围越来越窄,最后聚焦在诸如相对收益重要还是绝对收益重要、制度到底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合作等细小或不是问题的问题之上。学界认为它们之间甚至出现了很多理论趋同,论战的活力也开始减弱。这样,国际关系理论界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停滞。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一些学者另辟蹊径,开始大胆借鉴其他学科,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国际关系。奥努弗(NicholasG.Onuf,国内或译为奥鲁夫、奥纳夫)正是在这样一种…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