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

国际关系的演进表明,海洋话语转变是国际秩序转变的重要风向标。文章对海洋话语进行了概念分析,并将其细分成海洋硬话语与海洋软话语,明确其包涵因素和互动关系。战争、谈判、国际会议、条约及协定等是国家争取战略主导权、在国际权力格局中占据优势的重要手段,可作为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之间的互动机理。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主要经历了欧洲主导时期和美国主导时期,且美国主导时期延续至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海洋世界多极化趋势显著,海陆联动明显,“泛海洋时代”到来;海洋话语的话语主体、结构设计、海缘范畴及议题领域等均在经历多维嬗变,国际海洋新秩序建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不断提升。中国需把握好角色定位与策略选择,优化中国海洋战略,树立新海洋安全观,踏实构建海洋话语,在国际海洋新秩序的构建中发挥积极引领作用。     

为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 ——海洋政治学理论构建初探

进入21世纪,新形势、新问题的出现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地区及国际社会的海洋利益。近年来,随着海陆互动能力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国家都直接参与或间接卷入海洋事务。与此同时,海洋场域安全冲击、海洋开发与治理困境,不断提醒人们重新定位与海洋的关系,海洋战略、海洋开发与海洋治理等议题受到高度关注。由此,对海洋战略、海洋开发与海洋治理进行理论思考、就海陆必然冲突的传统命题进行新的思辨,成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东亚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之关系——一种机制视角的分析

军事同盟是东亚区域合作构建迟缓的症结所在。但共存一域的两种机制——军事同盟和东亚区域合作,其各自的地缘政治特征存在冲突。军事同盟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壑,而区域合作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伴;东亚军事同盟具有双边-非对称性结构特征,强调同盟内部观念的同一性及同盟与他者的差异性,而区域合作是一种多边结构的构建,强调观念的包容性。双边同盟很难汇聚多边利益,而双边-非对称性的同盟结构,使次级同盟成员处于绝对劣势,在增强其对主导盟国的依赖度的同时也减少了其政策选择度。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构建均具有谋求利益与安全的功能。但军事同盟强调现实的、短暂的安全利益,以军事合作为特征。区域合作则兼顾现实和未来的中长期利益,以全面合作为特征。军事同盟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参与同盟的国家,区域合作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本区域的全体成员。     

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及其视域下的周边安全

传统上认为,随着区域化推进会带来区域安全改善。然而,区域化也可能与区域安全恶化相伴,这便是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不成熟区域化与成熟区域化,区域化意向与区域化现实,构成了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两对概念。由于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存在,周边安全并不一定会随着周边区域便利化与一体化而出现改善,在一定时期内,周边区域行为体的身份危机、周边区域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聚集、周边秩序与中心秩序的时差效应、周边与中心的"态叠加",可能会使周边安全随着周边区域化的推进面临新的复合型安全冲击。有鉴于此,需要我们对周边安全进行针对性的思考并不断提升应对周边安全的策略。     

美国之困:战略焦虑与外交走形

美国目前的焦虑,有其广泛的背景与深刻的原因。其中,由发展焦虑、接近焦虑、期待焦虑、身份焦虑构成的战略焦虑以及由此引发的外交走形,是美国焦虑的主要表现。对此,我们应积极应对,防止适应性战略焦虑转向非适应性战略焦虑,或者防止适应性战略焦虑症候发展。     

二战后中日结盟观比较研究——以中苏同盟、日美同盟为例

战后中日结盟观存在差异。从结盟功能来看,中国谋求的是生存与安全;日本谋求的是从生存、安全到对外权力的增加、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从结盟对象来看,中国的结盟对象包括强国和相对弱势的国家;日本的结盟对象集中在强国。从同盟地位与同盟管理来看,中国强调地位及管理的平等,而日本对这方面的不平等往往持容忍的态度。从结盟基础来看,中国从以面临共同威胁而产生的共同安全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划界,到淡化、放弃意识形态划界。日本则从以面临共同威胁而产生的共同安全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划界,到淡化意识形态,再到一度逐渐强化意识形态划界。从结盟影响来看,中国经历了结盟利于和平到不利于和平的观念转变,日本则以结盟利于和平的观念为主。     

清末及民国时期东北东部边疆城镇初探

东北东部边疆城镇的演化是东北亚研究中的一个环节。清末民国时期是其重要的发展阶段，它在兴起中表现出的主要诱导因素是移民实边、体制调整、交通改观、边境贸易等；其城镇社会经济在这一过程里也表现出鲜明的区域性和时代性的特点     

印度与新加坡防务安全合作的进展及影响

新加坡是印度在东南亚全方位和最成熟的安全合作伙伴，也是印度最亲密的安全伙伴之一。自提出“东向政策”以来，印度与新加坡的防务安全合作不断深化，主要表现为海军演习的地理范围和内容逐渐扩大，并从海军合作扩展到陆军、空军合作，防务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国防工业合作潜力较大。地缘因素、政治互信、战略对接和安全威胁是两国加强防务安全合作的重要驱动力。在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印新防务安全合作将不断加强和深化，海上安全合作则是两国防务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和支柱。同时，印新战略视野的差异、有关印太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分歧以及新加坡的防务外交传统决定了两国防务安全合作的限度。印新防务安全合作的强化对中国周边海洋战略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从同盟机制角度看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

目前,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牵制。从同盟机制的角度来看,其原因在于:同盟这种特殊的机制需要构建的过程,在构建过程中同盟国之间存在博弈;美国从道义层面、现实利益层面出发,担心自己被同盟机制的另一参与方牵连;同时,美日同盟机制建立在美日由冲突转变为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这一基本历史事实之上,美国不可能永远在日本的历史问题上独善其身,希望通过同盟这一机制予以化解。     

日本的海权观及海洋战略初探

强调海军力量和海上安全为主的观念是传统的海权观,而认为海军力量、海上安全同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科技并重的观念是新综合海权观.海权观支配相应的海洋战略.日本经历了传统海权观和海洋战略阶段,目前正向新综合海权观和海洋战略转变,带有过渡的双重性和不确定性特点,这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和迈向海洋强国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