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泰国大规模流血军事政变的 前因后果与其一项见证

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双重难题,泰国也不例外.泰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思想领域的冲突、 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 根深蒂固和无处不在的腐败等等.在泰国政治中,战后初期(1945—1958年)是一个关键的转变阶段,从先前的威权宪政体制(1932—1947年)转变成此后的军事专制体制(1958—1973年).20世纪50年代,学生在泰国国家政治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继而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与此同时,国民议会内所有政党之间的相互争斗被视为泰国政体的一个显著弊端,它很快便成为泰国政府被贴上"不稳定"标签的最明显原因.1932年往后,泰国有10余次政变和政变图谋,而1976年10月6日,军事政变是右翼势力合乎逻辑的一次最激烈反应,而此次政变针对的是三年前学生领导的、 作为宪政高潮的"十月革命".1976年的军事政变虽然结束了此前三年混乱的开放式政治实验,但其暴烈程度实属空前,政治意义异常重大.概而言之,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学生、 政党和以军人集团为首的右翼势力都以它们各自不同的行为,肇始了当代泰国政治不幸的动荡传统.笔者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详细访谈,展现当年一位参加过学生运动以及后来的反抗活动的人士的心路历程,了解他对泰国政治和泰国社会的一些看法,借以印证、 补充或加强对泰国政治和泰国社会的分析和看法.     

美国在东北亚:权势阵地的随机巩固

朝鲜半岛的战略稳定是保障东北亚安全与稳定的核心因素,因而一直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相关国家的高度关注。2011年岁末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去世带来的朝鲜政坛变化以及相关各方的不同反应,再度要求我们进一步理性审视东北亚可能出现的新变局,判断这些变化将推动东北亚局势及世界局势向什么方向演变,以及思考身处变局的中国应该作出何种政策或战略调整与应对。为此,2012年1月6日,《现代国际关系》杂志社举办了"东北亚新变局及其战略影响"研讨会,邀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国防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就上述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现将部分与会者的观点辑录如下,以飨读者。     

全球政治形势和国际格局透视

全球政治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格局是人们谈论得非常热烈又备感困惑的一个庞大话题.在此要做的又一次议论试图包含新意,故须做广泛和深入的透视,至少洞窥几个重大方面,希冀能产生某些"片论". 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持续低迷这一点是老生常谈.特别是就欧洲和日本而言,在庶可预料的未来照旧低迷多半已成定势.然而,说到美国,那就远不能肯定2008年秋以来危机及其后的低迷状况定将长时间持续下去.对美国经济很难预言:美国早就开始从经济衰退中复苏,但复苏乏力;美国产业已有重新振兴的显著迹象,同时,包含经济大增潜能的历史性重大技术创新几乎猛然露脸——几年前极少谈论的页岩油气而非无数人曾经预言的信息技术和绿色能源方面.     

周族的崛起、创新和奋斗——民族特性／政治文化塑造和“改换天下”大战略进程

本文旨在通过对《史记·周本纪》中有关记述的政治和战略解读，探索周族的崛起、创新和奋斗中民族特性／政治文化的塑造和“改换天下”的大战略进程。笔者认为，基于压倒性的农耕生活方式，周族逐渐发展出一种富有特色的“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进而牢固地确立了与一种与殷商相反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相应的大战略方式：经行使“软权势”和累积“硬权势”基础而壮大和扩展，以便“无限期地”等待决定性变更的决心性时刻。这一大战略方式成功地使得吸引力中心在权势和权成转移之前便已转移，再辅之以其根本对手的“非战略性”和霸权战争前有效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宣示及有效的联盟建设，使得最终的军事决战结果早在战争之前便被注定。周族成功崛起后迅速采取了包括战略、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发展和制度发展四大方面的一系列旨在巩固帝国的大战略措施，保证了崛起成果的延续。周族的崛起、创新和奋斗史提示，有怎样的根本创新说到底取决于有怎样的民族特性和政治文化，而就对于崛起和“改换天下”特别关键性的奋斗和大战略努力来说，它们的有无和成败首先取决于政治领导／战略统帅的素质。     

印象主义方式与当前中国安全战略例解

<正>考察和谈论事物系统大致可有三类方式,尽管这三类的命名很大程度上只是个"语义学"问题和命名者的个人取舍,因而必有颇大的随机性和可变性。第一类方式可被称作微观探视和叙述。它侧重于具体地观看、澄清和描述事物系统内部的各基本组成部分与其相互间的基本联系,同时相当顾及该系统整体及其基本成分与外部紧要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无论由此可能提取出何种关于整体的见解,它的主要特征仍是微观探视和叙述,倘若在历史学的场合就可被称作微观史。事物系统越宏大越复杂,微观史就越少可能有"任何总的图案从中浮现出来"。第二类方式可被称作实证审视和分析。它的最显著特征在于尽可能精确和众     

世界政治大局与中国安全、统一、强盛问题

文章是对世界政治大局和中国在这一大局下安全形势与发展战略的思索.文章认为,21世纪具有变更而非稳定的时代特征,在这一时代特征的支配下,中国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认识美国及以其为首的西方共同体在世界价值范围与国际规则体系方面的总体优势.     

非传统安全与中美反扩散博弈——在朝鲜及伊朗核问题上

"非传统安全"这一当代流行的术语或概念既过度宽泛,又过度狭隘.过度宽泛导致安全研究的过大广泛性和难以操作性,过度狭隘则导致忘记或轻视此类安全问题在政治史上历来有的重大地位和政治思想史的相关教益,同时使之难以容纳核武器问题所需的特殊对待.从辨析"非传统安全"概念和界定当前中美关系之中主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本文集中于防扩散/反扩散问题,将关于朝鲜的有关事态当作在此领域的中美博弈的首要案例,揭示和考察中美各自的政策和被设想的利益的汇合与分离.它们与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中美汇合与分离并存,共同显示中美两国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关系已成为一套多层面和多场地的博弈"体系",并且例解中国在对美关系中的基本行为方式的复杂性或丰富性.     

后小泉时代自民党对华外交再审视

后小泉时代自民党三位首相一反小泉急进强硬的对华外交,确立并巩固了友好互惠、谋求互信的对华外交基本框架,其要旨在于追求日本的大国地位和政治正常化,其动因在于小泉对华态势的失败和中日关系战略走向的基本变化,并表现出根本目标与可以变动也必须变动的手段之间的较灵活的协调,从而为日本外交提供了一个务实可行的政策方向。中日关系尽管仍有种种困难,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按照这一框架运行和发展。就日本而言,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都有必要遵循之,以求适应变动了的东亚大局和世界政治经济;就中国而言,需要尤其从对外战略大局与对日政策之间的基本主从关系出发,在中日关系方面加大战略和政策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