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六甲海峡过境通行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博弈及其启示

围绕马六甲海峡的航行制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沿岸国同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等使用国在二战后经历了长期而复杂的博弈,最终创造性地达成妥协,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形成之时确立过境通行制度.本文尝试基于国际关系的视角分析各方的博弈过程,将过境通行制度视为对各方共同认可的权利分配方式的制度化表达,并认为诉求重组是其关键成因之一.一方面,三个沿岸国于谈判前期解决了彼此的领海争议,逐渐形成统一的诉求并不断重申;另一方面,使用国围绕共同目标分别提案,并彼此应援,试探沿岸国的让步空间.最终沿岸国缩小了领海主张,确保使用国船舶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海峡;使用国则减少了对沿岸国的干预,使其得以独立行使主权和管辖权,从而达成多方共赢.本文通过个案研究,探析大国与小国针对特定议题进行博弈并达成共赢的内在机制,对南海通行规则相关问题的化解应有所启发.     

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

非传统安全困境存在吗?这种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能否将其化解?既往研究通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家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的行为逻辑,用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前者,安全化与和合主义等概念描述后者,认为后者更易导向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非传统安全危机,然而世界各国却在应对过程中合作乏力、对立加深,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困境,各国政策和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原因。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因势利导,增强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识,依托既有地区合作机制凝聚共同利益,形成了增强政策和行为意图确定性的“威胁—利益”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非传统安全困境。2020年4月,为应对疫情而召开的“10+3”特别峰会即为例证。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安全利益的共识虽有待增强,但对安全威胁的预估已趋于一致,是化解当下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一个地区性积极表征。     

由《想象的共同体》浅析缅甸民族国家构建的动因与前景

2016年8月17~21日,昂山素季以缅甸国务资政的身份访问中国。经过几十年的软禁,昂山素季重返缅甸政坛,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民族主义浪潮中的中层知识分子,对新时期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关键性意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他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分布》一书中阐释了民族主义建构的时代背景、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深化的影响因素。安德森强调民族的"内核的共时性"与"发展的继承性",重视静态语言和精神建构,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动力因素和物质基础。本文在继承《想象的共同体》观点的基础上,以缅甸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为例,认为前殖民地的中层知识分子会成为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动力因素,缅甸的民主化改革可为《想象的共同体》的静态理论注入现实政治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