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潜规则研究——以一起民事纠纷的解决为考察起点

审判委员会制度自从运作以来,特别是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受到批评与质疑.经由其讨论的结果往往就是合议庭裁判的直接依据,这被我国学者称为"判决之上的判决".更加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其运作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潜规则不仅主导着审委会的运作机制,也造就了审委会独特的纠纷解决方式.借助法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对此展开研究,有助于为司法改革的研究与推进提供某种新的视角.     

当代证人保护的法社会学研究

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解读我国证人作证、证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揭示证人保护难题是如何产生并影响着诉讼中的种种运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国的证人保护至少受到真相调查场域、社会生活场域、诉讼利益场域以及司法保护场域的影响和制约。要解决我国的证人保护问题首先需要完成观念的转变,其次是根据不同场域的特点和交互作用进行制度的建构和完善。     

关于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的公开听证程序研究

羁押性强制措施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广泛使用,但是采取羁押措施决定的作出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被羁押人也不能申请中立司法机构予以审查,从而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前合法权利的保护。本文试从对羁押性强制措施的现状分析入手,试图通过建立公开听证程序来完善我国的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以达到加强人权保护、完善诉讼制度的目的。     

高校工会法律援助机制的实践与完善

高校工会法律援助制度是工会法律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政府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补充。然而,在高校工会法律援助实施的过程中却遭遇了颇多的难题和障碍,以至于影响其积极功能的发挥。本文通过对上海市相关高校工会法律援助的实施进行考察和反思,找出其存在的问题和症结,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工会法律援助机制的若干建议。     

量刑监督的程序性制度构建

量刑监督属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法院量刑活动的监督。量刑监督制度具有刑事理论和法律上的存在依据。检察机关进行量刑监督必须具备评判法院量刑是否合理、公正的实体标准,它与量刑标准是对立统一的。在司法实务中,我国的量刑监督并未形成系统的监督体系,而是分散于不同的诉讼阶段、通过若干方式对法院的量刑活动产生影响。总的来说,量刑监督所能发挥的功效是相当有限的。     

刑事拘留制度的错位及矫正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拘留是一项重要的强制措施,它与逮捕一起被广泛适用。当前,我国拘留制度实施中,主要存在拘留对象被不当扩大、拘留期限延长较为普遍及拘留适用程序缺乏监督制约等三个问题,而拘留功能的异化、拘留实质条件的缺失及拘留期限延长的失范是其重要因素。为此,可以从协调现行拘留与逮捕的制度功能、对拘留与逮捕进行一体化改造及强化对拘留适用的监督制约等方面来完善拘留制度和程序。     

刑事审前司法听证制度的透析与前瞻

刑事审前程序应当实现诉讼化 ,但是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审前程序的诉讼化色彩相当淡薄 ,而更多地带有一种行政化的色彩。我们主张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审前司法听证制度来实现审前程序的诉讼化 ,从而实现刑事诉讼彻底的司法化     

专家法律意见书能走多远

近年来,刑事诉讼中一些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一方或双方设法邀请某一领域内知名的法律专家或学者。通过论证会的形式为案件出具专家法律意见书,以此来支持本方的观点,并试图影响法官的裁判。对此,有人指出专家法律意见渗入案件的审理是一种新形式的腐败,是官本位在诉讼中的延伸,会影响法官的司法独立。也有人认为专家法律意见只是一种学理上的观点,它是否被采纳仍取决于法官。而且专家意见有时是不尽一致 的甚至是有争议的,故而不可能成为主导法官断案的唯一依据。因此专家意见并不会干扰法官独立审判,并可能成为法官断案时有益的帮助。 本文作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未成年人案件不起诉交易制度的构想

近年来 ,各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比率均呈上升的趋势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西方国家走出了一条社会化、简单化、交易化的路子 ,根据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特点 ,让其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监督下进行改造而不是将其与世隔绝。这在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和现有司法资源有限的背景下更加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为此 ,笔者认为可以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 ,在提起公诉阶段以一种交易的形式来处理未成年人案件 ,从而使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得到真正有效的贯彻。     

辩诉交易的移植及其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启示——以意大利为考察重心

在进行司法改革的今天，东西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碰撞，除了让中国明确差距以外，也敦促中国为制度的完善进行认真地思考与大胆地改革。就辩诉交易而言，中国应当跳出引进与否这一无聊的单纯争论，将目光聚集到如何发挥辩诉交易在司法活动中促进案件分流、提高诉讼效率、维护人权等方面的功用，进而实现法律制度的完善。在这点上，意大利所持的开放精神和谨慎态度值得中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