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到案：查证功能与期限配置

对三个地区公安机关的考察发现,到案阶段具有强大的查证功能.这表现在:一方面,到案阶段的查证活动是形成案件证据体系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到案阶段的查证活动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侦查和诉讼的方向.然而,法定的到案期限却不能充分适应这一功能,从而导致传唤、拘传等法定措施的适用率很低,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的留置、口头传唤、抓捕等措施反而被大量使用.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适当扩展到案期限,并通过审批程序予以合理限制.     

经济组织与纠纷自决——以两个企业为例的分析

作为成本低廉的纠纷解决方式,自决是各型经济组织的首选。诉讼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而同时,由于企业规模以及各自经济实力等差异,纠纷的自我解决形式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反思经济组织自决机制的本质,既表现一定的伦理性,也呈现某种反伦理特征;就其与诉讼机制的关系而论,则既存有竞争,也有同一关系。     

法国的警察拘留

法国的警察拘留是一个关键性的侦查阶段.从制度运行的状况看,可以概括出三个基本特征:警察权的行使全面、深入但有所节制;犯罪嫌疑人虽享有基本的程序性权利,但其保障尚不充分;检察官的司法监督对警察权力虽有所制约但不够彻底.在正当程序理念的指引下,其法治化趋势不会改变.     

刑事证人出庭率:一种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阐述

证人不出庭已成为控辩式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瓶颈之一。本文遵循解释学的理论路径,采用实证分析的方式对此问题展开研究。从证人出庭的实践标准角度,证人出庭率不高具有现实合理性。证人出庭的现实问题不是证人出庭率较低,而是争议案件没有证人出庭。从司法主体的角度,造成证人出庭率极低的重要因素并非源于证人,而是检察官的消极态度。隐藏于检察官消极态度背后的深层结构是书面审判模式的承继关系,而决定这一结构的基本因素包括固守实事求是的事实认定原则、司法一体化的内在需要和诉讼经济之考量。以证人出庭率极低的问题为治理目标,可以渐进式地推进两项局部性改革措施:确立附条件的口证原则,进一步简化无争议案件的处理程序。     

侦查到案制度:从现实到理想——一个实证角度的研究

传唤、拘传、口头传唤、留置、抓捕构成了实践中的侦查到案措施体系。对三个典型地区公安机关的调研表明,法定到案措施与非法定到案措施的适用明显错位。根据研究资料分析:审批程序耗时与到案期限紧张这两个因素造成了法定到案措施适用率低下;相比而言,非法定到案措施具有适用条件灵活、适用机制简便、适用手段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以及适用期限弹性较大等特点,由于这些特点,侦查人员较愿选择非法定到案措施。实践中到案措施体系的犯罪控制功能显而易见,从程序正当角度评价,这一体系的运行既有权力控制的倾向,也有权力滥用、不当限制权利的倾向。侦查到案制度的改革应坚持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相平衡的理念,汲取实践中的理性做法,适当参考国外同类制度,建立一个逻辑严密、协调一致,能够充分应对各类案件特点和证据条件的到案措施体系。     

论反侦查行为形态

反侦查行为形态的研究旨在帮助侦查人员正确及时地识别反侦查行为,正确全面地认识犯罪行为人,策略地展开各种侦查措施.依据反侦查行为的目的和作用,可将其划分为掩盖犯罪行为、割断与犯罪行为时空联系、割断与犯罪行为物质联系、转移侦查视线、割断与被害人因果联系、为逃脱缉捕而实施和为应对侦查措施而实施的反侦查行为,且每种类型的反侦查行为均有其自身的具体形态.     

警、检一体化：超越现实的制度设计

警、检一体化模式的提出旨在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其基本要求是检察对侦查的管理、领导、指挥和监督，与之相适应，应改革现行的公安管理体制，确立司法审查制度并强化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警、检一体理论缺乏司法环境的现实基础，因而注定了其“空中楼阁”式的理论结局。针对当前警、检关系之间存在的冲突，可以从捕诉一体化改革、检察官提前介入“证据把关”、重设“预审员”等途径加强警、检之间的配合，从而提高诉讼效率；从建立立案、强制处分和撤案备案制度，以及畅通犯罪嫌疑人权利救济的途径促进侦查监督，以此确保侦查程序的公正。     

论新时期刑侦工作路线

本文通过对有关价值观念、社会结构和诉讼模式变迁的历史与现实的考察 ,主张刑侦工作应在已有群众路线的基础上 ,顺应推动时代进步的科技潮流 ,在实践中注入科技思想 ,形成群众路线和科技路线并举的新时期刑侦工作路线。强调应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进行相应的制度调整和观念更新 ,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新时期刑侦工作路线的指导作用。     

强奸案件审讯理论研究

从整体上审视审讯理论研究的现状,不难发现其结构上有“头重足轻”之嫌──不针对特殊对象的一般性原则、方法的综合性研究被给以广泛的重视,而类案审讯理论的研究则出乎意料的清淡。 笔者认为,忽视了类案研究的审讯理论必然由     

侦查权论

侦查是一种重要的诉讼活动,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公开侦查与秘密侦查、主动型侦查与回应型侦查。侦查权的理性根据在于它的基本价值、历史源流和现实条件。侦查权的发展最终形成其稳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对上述基本问题的探讨,构成侦查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