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权促进发展:工具性人权论

人权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议题,而长久以来人权与发展在两条互不搭界的轨道上运行,人权与发展的结合能为人类增添更多福祉。人权是发展的目的,发展是为了扩展人权,这是目的性人权论。而人权必须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且人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因而"以人权促进发展"的工具性人权,是人权最终得以保障的最佳路径。工具性人权有着深厚的法理底蕴、现实基础和规范支撑,人权演进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工具性人权的发展史,从古代到现代、从美国到中国的实践经验无不表明人权对发展的重大作用,世界人权宪章等国际规范性文件无不论证着工具性人权的重要价值。     

地方民生立法审思

民生问题，转化法律话语，就是权利问题，尤其是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社会权的尊重、保护和实现问题。改善民生，立法先行。地方民生立法是相对于中央民生立法而言的一种立法权的运用，为当地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法制保障。在当前中国社会领域立法滞后的情况下，地方民生立法不仅有着法理和现实的依据，也是宪政理念的体现。在民生法治化的视野中，对地方民生立法的现状进行批判性审思，探索地方民生立法理性建构的路径，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知识经济与行政立法制度创新

初露端倪的知识经济是行政立法制度创新的新动力.知识经济的到来已经并将继续推进行政立法制度的创新立法程序民主化、立法形式科学化和立法内容知识化.     

论平等权权利冲突的理论问题

平等权权利冲突在我国目前屡见不鲜,是一个现实的急待探讨的问题。其表现在不同的权利主体、权利自身因素、不同法律价值诉求、立法与立法之间。而平等权是一个自创生的系统,由于平等权权利冲突导致其自创生力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一种机制,所以,体制的完善、经济的全面发展、法律意识的提高和健康平等权心态就是平等权权利冲突的平衡路径。     

农民人权与农村发展的博弈论方法:策略、结局、效用

"三农问题"是国人目前普遍关注热点,农村发展没有质的进步,农民人权保障缺失,农民人权与农村发展双双步入困境。农民人权是农村发展的目的,也是农村发展的手段;农村发展以农民人权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二者的极大关联性,引入博弈论分析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在博弈模型中,"策略"是对农民人权与农村发展的行为假设。经过纯策略和混合策略的博弈,农民人权与农村发展达成一种利益均衡的契约,这种契约产生的合作共赢的结果,称为"结局"。而对这种结局进行评价称为"效用",表现为以农民人权度量农村发展的评价标准体系。     

高校自治权与学生受教育权的平衡机制探析——以国家权力对教育纠纷的介入为视角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纠纷呈逐渐上升趋势。从本质上看，高校与学生因管理行为引发的法律纠纷，实际上是高校自治的管理权力与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之间的冲突。为使二者的权利义务达到平衡状态，必须要有国家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来介入纠纷的解决，同时也要处理好国家权力介入的程度的问题。     

社会权与自由权区别主流理论之批判

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之间存在明确而具体的区别,但它不同于社会权与自由权之间的区别。主流人权理论所谓社会权与自由权之间的“义务区别”、“冲突区别”和“效力区别”都是虚构的、错误的。每一项权利都与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相联系;相应地,与社会权一样,自由权之间也存在相互冲突;社会权对国家不仅产生政治和道德约束力,也产生与自由权同样的法律约束力,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产生可由司法裁决的法律效力。     

国家保障民生义务的宪政分析

关注和保障民生,是立宪国家的首要目的与第一要务.就宪法学而言,与民生所涉宪法社会权以及权能的多重面向相对应,国家对民生依次负有尊重、保护和给付义务.同时,依据"宪法一体性"原理,该递进义务的履行与国家权力之分立,互为表里,而彼此制约.实现国家的民生保障义务,必须以人性尊严为根本准则,通过树立宪法意识达致法治观念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人权与发展

人权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要议题,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人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人权与发展是和谐社会的两大巨轮,彼此依存、相互促进;人权既是发展的目的又是发展的手段;而通过以人权为基础的发展方法,发展实质上成为扩展人权的过程。     

人的尊严：中国农民人权的兴起

对农民作为人类家庭平等成员的固有尊严的承认,促使中国农民人权的兴起.农民人权是指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和公平对待权,以及差别对待和差别补偿权,是一种新型的人权.农民人权兴起的原因是农民的尊严和权益受到威胁或否定以及解决农民问题的客观需要.从价值角度衡量,农民人权的兴起,对于维护和促进人的尊严、推动和实现形式以及实质上的公平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