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思考简

非法证据的排除在理论上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未形成行动中的共识.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不仅是法治精神的底线要求,也是防止错案、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必须改变观念,检视当下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的问题,在侦查机关内外建立排除非法证据的发现、审查、认定和制裁机制.     

论量刑建议权的有效行使

量刑建议权有效行使以司法分权理论、程序过程理论为其理论依据。在量刑建议权有效行使的标准上存在着两个误区——将审判监督权与量刑建议权行使标准等同和将公诉权中的定罪请求权与量刑请求权的有效行使标准等同。有必要确立有效行使标准的原则，并确立量刑建议权有效行使的宏观标准和微观标准。     

论被害人的刑事执行程序参与权

我国法律虽然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是,对被害人应该享有的执行程序参与权却没有给予明确规定。这不仅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不利于克服法律的内在矛盾性。文章从被害人享有刑事执行程序参与权的理论依据,被害人的刑事执行程序参与权的特征,传统上被害人不享有刑事执行程序参与权的原因三方面对该权利进行了分析,最后对被害人具体参与刑事执行的程序给予了简要设计。     

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的若干问题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通过办理逮捕案件和审查起诉案件,在保障侦查活动依法进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不为社会所感知。检察机关在履行监督职责过程中也还存在监督权威和监督作用彰显不够的问题,侦查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恰好在检察机关监督属性的彰显和监督刚性增强方面具有独特功能。这一侦查监督方式能够发挥独特的监督作用在于其具有以司法原理和比例原则为内容的理论基础。这一监督方式运作过程中在确定案件事实方面所依据的证明标准是层次性证明标准,这与诉讼案件中的一般刑事证明标准是有区别的。     

美国死刑案件中的被害人陈述

作为体现被害人诉讼地位提升的被害人陈述（VictimImpactStotement），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死刑案件的特殊性，被害人陈述在死刑案件中的正当性引起了争议。本文对此予以初步探讨，以利于我国诉讼法制的完善。一、被害人陈述的合法化由于政界、传媒给予充     

司法环境与市场经济

所谓司法环境指与实施法律有关的因素和条件,即执法前提、执法主体、执法文化环境、社会体制和价值观念等一系列影响司法的因素的总和。而市场经济对其提出的要求是由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决定的,这就是平等和效率。由于     

逮捕实质条件的理论反思——兼论逮捕实质条件的立法完善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国家不应该在宣布公民有罪之前羁押公民，但是，由于国家理性的限制，公民对于刑事纠纷的解决具有配合义务。这一义务的承担不是针对任意一个公民。追诉事实的可能性条件的功能就在于将负有特定配合义务的公民与其他一般公民区别开来。同时，诉讼风险决定了国家不能不惜一切代价追诉轻重不同的犯罪，追诉犯罪的严重性条件的功能就是在成本代价和惩罚犯罪的功利追求之间予以平衡。逮捕措施是程序性而非惩罚性措施，诉讼保障的必要性条件就在于准确体现逮捕措施的性质，从而具体实现逮捕措施的节约化。新一轮的立法修改，应该从上述三方面科学设计逮捕制度的实质条件，以实现羁押状态下等候审判是例外的通行原则。     

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主题确立为“依法治国”，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法治建设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法治建设能否带来新的面貌，都离不开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树立这一关键环节。     

谈内部人控制企业的激励控制机制的建立

一、内部人控制企业的激励控制的目标模式我国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对它的经营只能实行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制。目前就如何进行委托———代理，多数学者和专家倾向于通过强化控制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办法来解决。其大体思路有两类：一类是加强中介机构，如国有...     

论被害人诉讼地位的理论基础

立法虽然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但由于其理论基础没有得到全面的揭示,致使刑事诉讼理论、立法和实践中的被害人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文章从尊严价值理论、报应观念和救济原理三方面揭示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理论基础。认为被害人所持的报应观念是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工具性理论基础;而尊严价值理论为被害人享有作为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提供了根据,它从终极人文关怀的角度解释了被害人参与诉讼的理论基础;救济原理则揭示了被害人参与诉讼的特殊性,是被害人参与诉讼的独特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