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证:一个关于司法过程的理论神话——以王斌余案检验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

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无力为司法程序和司法判决提供有用的启示和指导,这种理论的前提缺乏经验基础,论证也出现了自相矛盾,并且由于忽略了司法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权力运作而从总体上误解了司法过程所追求的现实目标。当法官从实在法范围内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判决结果时,应当求助于社会科学的论证,而不是道德哲学的论证,后者无力为法律疑难问题提供决策方案,充其量也只能够大致满足公众寻找正当性依据的心理需求。     

关于“法理分析”和“法律分析”的断思

经过二十余年的法学复兴,中国学者开始重视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中以法律分析、法理分析、法理透视、法哲学思考命名的论文日益增多.这表明学者已认识到法学乃至于法理学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学科知识的体系性、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已受到程度不同的关注.但是,那种简单贴标签式的命题值得推敲.本刊编辑陈立风与山东大学法理学专业的部分师生举办对法律分析和法理分析进行反思的小型学术沙龙,展开了对话式的探讨.现刊载部分,意在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共鸣.     

草率的言论和粗暴的批评:从“7·16微博事件”看法学研究的教条化

在"7·16微博事件"中,发言者和批评者都没有对问题本身做深度的思考。这一事件折射了法学研究中的教条化倾向。以"保护妇女性权利"为核心的教条化说辞掩盖了强奸入罪的制度背景以及人类性规范和性心理的高度复杂性。而一旦抛弃这条教条化说辞,关于强奸犯罪的许多隐蔽的大众共识及其对司法实践的影响就可以被揭示出来,并获得理解。     

真相、后果与“排除合理怀疑” ——以“复旦投毒案”为例

桑本谦 《法学研究》2004,26(5):3-13

“钓鱼执法”与“后钓鱼时代”的执法困境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研究

作为一种执法方式,"钓鱼执法"根源于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尤其是因出租车管制而加剧的黑车泛滥以及由"取证难"引起的执法难题。上海"9·6事件"和"10·14事件"发生后,不负责任的专家意见、情绪化的媒体舆论以及政府有关方面的应对失误等多方面因素错综交织,把两起普通的"错钓案"放大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叫停"钓鱼执法"的直接后果是迫使执法机关陷入"后钓鱼时代"的执法困境,而复活"机会提供型"的"钓鱼执法"、规范"私人执法"、重新界定"非法运营"则是突破困境的法律对策。     

法律控制的成本分析——以对通奸和黄色短信的法律控制为例

受国家支付能力的限制,法律控制的范围不应过度扩展。在理论上,法律控制的合理边界应当确定在边际控制收益与边际控制成本恰好相等的位置上。因此,为了节省公共资源的投入,国家就要被迫限定法律的控制的范围,甚至会有意保留一些法律空白,许多有害行为因此可以"逍遥法外"。通奸和手机传播黄色短信就属此类有害行为。     

法理学主题的经济学重述

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冲突是两千多年来法理学讨论的主题,表现为一般与个别、稳定与变动、保守与创新、精确性与模糊性等多个方面的对立关系。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经济学目标分别是减少法律决策的误差损失和降低法律运行的信息费用。调适两种正义的冲突,意味着要在误差损失和信息费用之间寻求均衡。法律实施的现实目标,即追求程序正义,不是单纯降低其中任何一种成本,而是最小化两种成本之和。许多法理学思想以及许多立法技术和司法技术都体现了这一经济学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