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危机学刍议

创建危机学刍议王贵秀＂危机＂这个字眼，听起来不免有些刺耳，甚至令人惊悸。然而，只要冷静地审视历史和现实，却不难发现，危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谁也难以回避。自古以来就有所谓＂居安思危＂、＂临危不惧＂的箴言，用来激励人们以积极的态度来警惕和对待危机...     

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十议

本文就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从十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包括党的代表大会的职能、性质和地位、实行代表大会常任制及其相关问题、代表大会的代表问题、代表大会的开法、党章的修改问题等等。这些意见和建议对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发展党内民主,要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为“重点”,并要“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这作为改进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思路和举措,已引起人们的关注。近来,对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的文章日益多起来,早已     

党务公开势在必行

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这是我们党首次明确把实行党务公开提上日程.这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实现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党内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谈谈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玻口已成为急需重新研究的问题。选择和确定突玻口必须抓住根本性、实质性的问题，遵循一定的原则。发展党内民主，改革和完善党内领导体制，应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任重而道远——我国政治体制的演变与改革50年反思

一、３０年进退艰难崎岖路我国的政治体制,大体上说,是胚胎于革命战争年代,初建于新中国的诞生之际,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确立的,是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的过程中,为适应产品经济体制模式而发展起来的。这样形成的政治体制,不能不是一种党政不分的、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由于战时体制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在建国后的３０年间走过了艰难崎岖的道路。建国初期,为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对历史地形成的这种体制进行过一些调整和重组,其中包括力图纠正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个人高度集…     

论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

当代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而党的问题关键在党内民主如何。历史证明，党的重大决策失误、腐败现象泛滥以及其他许多复杂问题难以解决，就其内在的深层根源来说，几乎都与党内个人专断而无充分民主有关，在新的历史时期，能不能在党内充分发展民主，     

作为国体的民主和作为政体的民主

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对作为国体的民主和作为政体的民主不加区分,把两者混为一谈。其实,这两个方面的民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与专政相对的民主即作为国体的民主,是指民主的类型、民主的实质,即哪个(或哪些)阶级、哪些人是国家的主人,享有民主。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民主同无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资产阶级民主仅仅是资产者少数人的民主,而无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则不仅民主的规模     

民主建设的大视野:党权、政权、民权的消长与互动问题

与社会、国家、政党三个基本概念相联系,客观上存在从理论上如何界定"社权"(民权)、"国权"(政权)、"党权"和在实践中如何处理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在我国,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它所拥有的权力之大、之多,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之重大、之深远,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因此,在当代中国,研究和探讨民主问题,不能不涉及中共的"党内民主"即"党权"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权"与"政权"、"民权"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执政党的"党权",简单地说就是"政治领导权"。执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党始终处于社会(人民)"之中",既不是在其"之外",更不是在其"之上",也不是在国家"之中"。改革的基本取向应该是:从根本上改变"党权高于一切"的状况,逐步实现"党还权于政"、"党还权于民"以及"政还权于民",实现由"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在这个进程中,必然伴随着民权与政权、政权与党权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以及如何平稳健康地使这种动态变化得到有效实现。这是对决策者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的一大考验。     

“既得利益阶层”与“利益受损阶层”

关于“既得利益阶层”的问题，中共高层领导人在上世纪50年代已有所触及。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提出要警惕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这可以看作是当前讨论的“既得利益阶层”问题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