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例儿科医疗损害的法医病理学鉴定

目的通过对73例儿科医疗损害的法医病理学鉴定案例进行分析,探讨法医病理学在解决儿科医疗损害等问题上的重要性。方法收集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2002年1月—2016年8月受理的、死亡年龄在28 d~10岁的儿科医疗损害病理检验案例73例,对死亡原因及与涉案医疗机构的关系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73例中,男女性比例1.70∶1,年龄在28 d~1岁的居多,为26例(35.62%),其次是1~3岁,为21例(28.77%)。通过尸体检验确定死亡原因的71例中,死亡原因以疾病为主,其中呼吸系统疾病占首位,为33例(46.48%),其次是心血管系统疾病,为12例(16.90%)。医疗损害涉及医疗机构共75所,三级医疗机构32所(42.67%),其次为二级以下(不包括二级)医疗机构23所(30.67%)。临床诊断与法医病理学诊断相符及基本相符的有38例(52.05%),未明确或者误诊的35例(47.95%)。结论法医学尸体解剖及病理学鉴定有助于确定死亡原因,不仅为儿科医疗损害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并且丰富和发展了临床医学知识,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诊疗水平。     

基于案事件的安全度模型的研究

不同案事件对公众安全感知具有不同的影响,而且案事件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尝试通过对历史接警数据进行筛选和过滤,采用顺序模糊语言方法对其进行量化,配合地理位置信息使用克里金方法结果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到量化的区域安全度模型,为警务调度及其它应用提供支撑。     

论我国刑事鉴定意见审查判断权的实现

法官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是裁判权的重要内容.而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往往流于形式,鉴定意见的采信率极高.其主要原因在于:鉴定意见基本由侦查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作出,法官难以触及鉴定过程、法官鉴定意见实质性审查判断能力不足,以及公检法一体化司法体制使得法官往往忽视对鉴定意见的审查.鉴定意见审查判断权的实现除需要分离侦查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逐步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和建立专家陪审员制度外,还有赖于司法逐步走向独立.     

安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接待德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林丽霞

2012年1月10日，德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安徽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林丽霞访问安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安徽海联会副会长、安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庆会见了林丽霞，省委统战部联络处调研员、安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副秘书长王成南，     

法院内部控制刑事裁判权的方法与反思

我国法院内部对刑事裁判权的控制有着独特的方法与逻辑.从方法上来说,有严格的流程监控和细密的考核指标,即过程控制与结果控制.这种控制刑事裁判的方法体现了独特的制度逻辑,而制度实践者则基于不同的动因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该方法.法院内部控权模式有利有弊,总体来说,过程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结果控制的效果,结果控制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过程控制,如此循环导致对刑事裁判权的控制不但成效不大,且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法院内部控权模式存在双重悖论,未来对刑事裁判权的控制应遵循基本的司法规律.     

刑事诉讼中的“审辩交易”现象研究

根据对法治的一般理解,法官角色应该是中立的,不应该也没有动力与辩方进行任何交易,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审辩交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一般表现形式是法官劝导、引诱甚至胁迫被告人认罪,承诺如果被告人认罪将对其从轻处罚,在被告人认罪后,法官一般也能够如实履行承诺。     

将人民调解防护网延伸到行政接边地区

为了消除人民调解组织的空白点和肓点，将人民调解防护网延伸到行政接边地区，防止接边地区出现矛盾无人问、无人管、互相推诿的问题发生，真正做到人民调解网络全覆盖，东辽县司法局与辽宁省西丰县司法局联系，对接壤的10个行政村成立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时，起草了联合人民调解组织章程，确立了季度联席会议制度，     

“零距离”帮扶特殊群体

江苏省邳州市公安局宿羊山派出所以派出所建设为契机,以警务室建设为依托,不断加强和完善社区警务和农村警务服务管理机制,突出对留守儿童的关怀引导、空巢老人的照顾监护,为特殊群体提供更有效、更直接、更便捷的服务。"你好,老徐,现在有空吗,孩子想见见你!"在宿羊山派出所徐     

溺水尸体硅藻检验的研究进展CSCD

判断水中尸体是生前溺水或是死后抛尸,以及高度腐败尸体的死因鉴定是法医学实践中的难点问题,硅藻检验是鉴定溺水死亡的重要辅助方法。本文综述了近年来硅藻检验技术的发展情况,阐述了法医学硅藻检验技术的研究进展,以及其在法医学领域的应用价值。     

基层法院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研究

在审委会讨论案件逐年下降的背景下,院庭长讨论案件成为一种重要的司法决策方式.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在现阶段有其合理的一面,如刑事审判的诸多特征为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的存在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承载了一定的功能,同时,司法腐败等因素的存在决定了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的现实必要性.但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不符合刑事司法的运行规律,且其规制刑事裁判权的功能有限.未来对其的改革可以从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