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青年持续合作的动力与机制

随着两岸关系发展的新进程,两岸青年交流呈现出机制化、品牌化、多主题、多渠道等交流趋势,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却也存在交流动力不足和认知偏差等障碍.两岸青年交流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得以持续合作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信任、利益联结、社团合作和文化认同等要素的激活,实践中则要依靠对话机制、教育交流机制、文化整合机制、可持续机制和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和建设才能实现.     

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形成条件与制度设计

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军事对抗风险降低,但共同面对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却有日益升高的趋势。非传统安全合作在两岸关系中的提出不仅是对两岸交流在合作领域的扩展,也试图动摇两岸关系中长期存在的国家中心主义立场。对比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合作涉及到两岸的共同利益,将安全价值基点从国家中心逐步转向“多重化”中心,更体现“人的安全”、“社会安全”与“全球安全”的价值取向,要求两岸之间的互动体现人类的普遍安全。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的意义在于使两岸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稳定和有序,使非合作性的两岸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和现实。     

两岸公共领域的交流与实践

自从两岸开放以来，两岸在教育、医疗、卫生、新闻、艺术、宗教、公共安全等社会各领域的交流十分频繁，在交流人数、项目、层级、内容、效果等方面都有相当的拓展。“两岸医疗卫生合作协议的签署，显示两岸合作已从经济领域拓展到了社会公共领域，两岸合作的议题在扩大。”     

两岸关系中的交往理性初探

两岸关系是一种交往实践.现实中的两岸关系,对话和独自相互交织,彼此牵制.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促使了两岸共同的"生活世界"的形成,两岸关系从扭曲的交往模式走向合理的交往模式.在两岸关系中构建交往理性,是本文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语境下的尝试.两岸的儒学传统可以被发展为别具一格的两岸的交往理性.一种以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和交流为核心的两岸交往伦理的建立,必定会对两岸的平等对话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主观博弈论视角下的两岸政治互信初探

本文从主观博弈论的视角指出两岸的政治互信就是我们在互为＂他者＂的情境下,互相理解,然后形成共同理解。通过对政治互信演进轨迹的历史分析,梳理出政治互信的逻辑起点、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机制。最后对增进政治互信提出一种现实建构,即一种公共秩序和集体行动逻辑的达成,以及制度创新和文化实践的促动。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社会资本和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交往和博弈过程中，所形成的约束两岸人民行为的一种规则。本文是对社会资本理论在两岸关系理论应用的尝试，切入点是社会资本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构建之间的关系。要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赖于两岸之间社会资本的塑造，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也为社会资本的重塑提供了良好的机制。一个综合的促进两岸关系和平的社会资本培育框架是政府权威结合社团交往的上下良性互动。正是政府和社团组织的合作和互动，使得两岸关系中的社会资本存量不断提升。     

流动的新市民:常住大陆台胞社会融入的现状评估

针对台胞在大陆的社会融入状况,本研究建构了一套测量常住大陆台胞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该体系将社会融入划分为“经济融入”“生活融入”“社交融入”“心理融入”四个维度,含15个一级指标以及34个二级指标。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本研究得出三点基本结论:第一,常住大陆台胞不是“实用主义的过客”,而是流动于两岸、具有较高情感认同的“新市民”群体;第二,相较于个体心理性融入,台胞在制度性层面的融入程度较低;第三,台胞社会融入在心理和行为上呈现出悖反性。     

两岸社会共同治理问题探讨

两岸正在逐步进入一个普遍交往的时代，政治互信、经济依赖、文化交流和利益分化都在呼唤两岸走向共同治理。良好社会资本的存在是构建治理模式的基本前提，信任、规范、网络是两岸治理机制中的社会资本要素，两岸治理增加了两岸社会资本的存量。两岸合作治理是解决两岸公共问题的一种方式，其实践机制包含有价值形态、组织形态、政策形态和资本形态，共同参与两岸公共事务，实现两岸人民共同利益。     

公共管理学的法律途径及教育整合研究

管理主义日益凸显的唯效率造成的公平价值和公共性的缺失，以及社会和公共管理学自身的日益成长，都促使和呼唤公共管理学法律途径研究及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本文力图论证公共管理法律途径的重要性和可行性，阐明公共管理法律途径的主要内容及研究进路，并对优化公共管理教育结构、重新定位不同层次公共管理教育目标、合理整合公共管理教育与法律学教育资源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社团视角分析

从历史上看,市民社会理论在某些西方国家中曾一度盛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不断发展,具有当代意义的中国市民社会理论已初露端倪,并日益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正视的实际问题.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适应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将如何整合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作为市民社会主体形式的分析框架究竟哪一种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市民社会会以或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中国的现代化又将如何避免"两难"的症结?笔者将从社团的视角对以上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思考,并作出自己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