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变动与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

近年来,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持续扩大,国际间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在这种背景下,鼓励企业发展境外直接投资(ODI),有利于解决流动性过剩,平衡国内外经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从国内已有的研究文献看,很少有人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较多的研究集中在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的影响.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对中国经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投资理论界应该关注的重点之一.     

论中国境外投资的行业选择

我国目前境外投资的行业结构不够合理,尤其是非贸易性投资尚未达到应有的比例,导致境外企业整体的技术和档次仍在较低水平上徘徊.根据国际投资发展的新格局和我国国情,应将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列为境外投资重点,这样既能获得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又有利于转移富余的生产能力;同时要有选择地投资于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缓解我国人均资源短缺的矛盾;还要适当提高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比重,以便带动国内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劳动和资本双重过剩下的中国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

我国目前存在严重的劳动和资本双重过剩,必须进行相应的金融创新,建立高效的资本动员与有效利用机制,提高资本产出率及资本边际效率,这样才能保持宏观经济长期持续增长。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描述了反映金融创新效能的经济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在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的约束下金融创新如何推动经济增长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日本对企业并购的法律管制

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发达国家 ,对国内企业并购和外资企业并购的法律管制独具特色。本文从日本的基本国情出发 ,重点分析了日本规制企业并购行为的反垄断法、对公司持股和上市公司并购的法律限制以及对外商投资及并购企业的监管法制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其法律防范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加强对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防范及其法律体系的构建已成为中国目前的紧迫任务。本文在分析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政治风险防范现状的基础上,针对政治风险法律防范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层面提出了构筑中国投资东盟政治风险法律防范体系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变化的实证分析——基于1984-2012年的城市数据

基于1984-2012年186个地级市的视角,对全国城市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优惠政策、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素质以及市场规模这四大因素在整个时期始终呈现对FDI区位选择的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不断加大;环境因素从2002年开始才表现出对FDI区位选择的负向影响;基础设施从1992年开始表现出对FDI区位选择的正向作用;市场增长潜力的作用在整个时期都不显著。随后,从优惠政策、制度建设、人力资本等多方面提出全面改善自身区位因素,增强FDI吸引和利用能力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湖北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近几年随着我国沿海地区产业的转移,大量的外资向我国中西部地区汇集。湖北省是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领先省份,随着外商在湖北产业间投资的增加,势必会促进湖北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通过对湖北省1990年至2008年的有关经济数据,对湖北省FD I与湖北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FD I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为此,今后湖北利用外资要从适应本省经济需要的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入手,随时动态调整和细化《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提高产业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