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野中的"科玄论战"

“科玄论战”是 2 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 ,这不但因为它上承 19世纪末叶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 ,下启此后中国哲学的三大思潮而具有重要的哲学史意义 ,而且因为其凸显了科学与人文、理性与价值之间的二律背反而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重新审视这场论争的内容和意义 ,对于把握现代哲学的走向将大有裨益。     

试论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的教育哲学思想

孔孟文化发展至汉代,儒家文化便失去了它的"根本",汉儒们把儒家附会以谶纬迷信,使得孔孟文化有形无质,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王弼便提出了他的"名教出于自然"的教育哲学思想.在王弼的哲学概念体系里,道、自然、本无等概念都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德、名教、情等概念都是作用论意义上的概念.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正是从这个体用论意义上提出来的.王弼从这一体用论出发,进一步探讨性与情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他著名的"以性统情"、"圣人有情"的性情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齐鲁之学

齐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祥地,曾产生了孔子等思想文化巨擘。魏晋南北朝时期,齐鲁士人并没有因为政治上的失序而沉寂,相反,他们在学术创新、文化传播等方面仍卓有建树,为齐鲁之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葛洪尊道贵儒文化观略论

葛洪虽提出道本儒末的口号，但却是尊道贵儒。他以道家道教修身而以儒家思想治国。其尊道责儒文化观符合他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的塑造。这种文化观的形成是魏晋玄学深入发展与他对家族文化传统自觉认同的必然结果。     

“曲喻”三折 彰显文学之魅力——以“玄学派”为例谈科研成果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应用

通过对将《曲喻张力结构——比较研究李商隐和约翰·多恩诗歌风格的契机之一》一文的研究成果提炼、转化到英国文学"玄学派"诗歌的教学过程的案例,论证了该文的研究成果能直接帮助学生理解玄学曲喻、了解文艺复兴历史背景及感受玄学诗独特的文学魅力。因此,充分利用优秀的科研成果对包括英美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教学有着不可估量的启发和促进作用。     

王弼的圣人观

王弼的圣人观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圣人体无”与“圣人有情”。“体无”突出了圣人的玄性，“有情”则彰显了圣人的人间性。“无”为体，“情”为用，“无”是“自然”，“情”亦是“自然”，体与用的圆融，恰在于此。在王弼的圣人观中，体现的是魏晋士人将文化正统与价值追求融合的努力。外儒内道所导致的结果是，对圣人的关注由外在转到内涵，“圣人”不再是只有公共意义的摆设，而是活生生的有情有性的个体。这是王弼的独创，也是时势使然。     

唐代道教教育管理制度

道教在李唐王朝盛行至极 ,道教教育也随之风靡一时 ,既体现着宗教特色 ,也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道教教育管理体制也渐趋完善 ;一方面 ,封建政府设立“崇玄学”和“道举” ,在封建政府系统内形成了专门的、系统的道教教育机构和管理体制 ;另一方面 ,在遍布全国各地的道教宫观内 ,也形成了道教自身的教育管理体制。道教教育正是在宗教和世俗这两个层面上不断发展的     

正始名士的政治抱负

本文结合着玄学思潮的背景，从新的视角深入透析了《答司马宣王时事议》。提出，正始名士所发动的正始改制，实为中国历史上一次极不寻常的改革。它以玄学“无为而治”的理念为指导，针对名教之治的弊端，具体推出了调整选官标准、裁并行政建置、简化官场排场等三大措施，企图对人们已然习惯的体制结构提出挑战。改制的深刻内容及其所触动的利益关系，难免引发尖锐的政治冲突。其结局便是政归司马氏的“高平陵之变”。所以说，“高平陵之变”并非一场简单的权力之争。     

简论魏晋玄学与文学之关系

魏晋玄学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影响颇大的思潮之一,对文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宏观方面,“清通简要”的玄学特征开启了一代新的文风,并促进了文学与玄学的结合;微观方面,玄学对诗歌、文艺理论等文学领域的渗透,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