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策并举助推农民收入倍增

<正>当前,我省农民增收形势总体良好,但在富民行动进一步推进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为此建议:一、加强部门协同,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确保倍增计划顺利推进。认真落实粮食直补等各项补贴政策,确保补贴资金及时、足额落实到位。整合各部门涉农资金,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加强对农民收入倍增计划落实情况的跟踪监测和分析研判,及时发现并破解增收工作难题。设立促进农民增收奖励资金,     

2014·十大新权利

正伴随着我国立法走向细化,规范行政权力、扩大公民权利也走向纵深的势头。公民有权拒缴水电附加费在关涉民生的水、电、汽油价格中,"附加费"现象普遍存在,据报道,全国电费附加每年价值270亿元。而且最早的地方附加费收取可以上溯到1963年。11月15日国务院作出决定,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未经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一律取消。财政部也明确,只要在财政部行政事业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之外的,老百姓有权拒绝缴纳。沪港股票可互购     

扩大农民财产权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具体来讲,涵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赋予农民更多的集体收益分配权能,允许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第二,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允许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将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人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偏低问题研究

企业收入分配权引发的问题,同财产权中的决策权、经营管理权有因果关系。在企业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中,"共赢"的制度规则将使企业分配带来"共赢"的结果,反之则相反。因此,调整企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关键在于保持外部约束的"刚性",促使企业对资本财产权中的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加以调整,以此实现属于劳动者的企业增量收入分配权。     

浅析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多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在股利分配上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上市公司年报显示其盈利丰厚,但在其分配方案中不仅不分红派息,反而纷纷推出高比例配股方案.这种不顾股东利益而只顾大把圈钱的做法引起了广大投资者的强烈不满.这也反映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中存在着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及时和妥善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

我国不合理的分配结构导致的大量分配问题,需要通过调整和优化分配结构来解决,其关键是改变分配制度中的收益分配权配置;对于分配结构的调整,传统法和现代法的功用各不相同,而财税法的功用则更为突出;财税法作为"分配法"所蕴含的分配理论,是分配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财税法具体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有助于解决分配结构失衡、分配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等突出问题,对于维护分配秩序和实现分配正义尤为重要。     

深入调研助推户改工作

正重庆市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工作自2010年8月启动后,云阳县配套出台的土地、社保、教育、卫生等系列政策有没有落到实处?老百姓得到了哪些方面的实惠?从2011年起,云阳县人大常委会创新方式,连续三年对户籍制度改革进行了跟踪调研,有力助推了全县户籍制度改革。随机走访掌握"第一手"资料"县公安局要严格按照市里要求,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县人大常委会要抓紧调研,切实发现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加快工作进度。"2010年12     

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论纲

分配关系不仅是一种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财产和利益在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分取与占有关系的直观表现 ,更是依存于特定社会制度的法律权力和权利在相关主体之间不同配置结果的集中反映。分配规则的正当性、分配过程的秩序性和分配结果的公平性等价值目标的实现 ,离不开法律的确认、维护与矫正功能的发挥。其中 ,分配权在国家、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合理配置与行使 ,则是法律调整分配关系的作用机制和路径选择。我国社会分配公正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以分配权为核心的分配制度的不断改革与完善     

2015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期待突破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它对明晰集体产权,规范集体资产管理,激发集体经济活力都将起到重要作用。无疑,近期连续出台的相关政策举措表明了中央精神的贯彻落实速度,由此,2015年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领域取得突破也值得期待。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必须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应严格改革的操作程序,确立目标方向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最为关键的是清产核资、股权设置、股份量化、章程制定、组织建立五个方面。     

尽快确立“大首都经济圈”战略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世界范围内以“大首都经济圈”为特征的区域一体化的“新经济形态”正在迅速发展。面对这个国际大趋势，北京理应在确立“大首都经济圈”的战略格局中，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争夺国际产业分工分配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