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寻求突破的中医药

不久前,一篇征求签名的公告在网络上传播,主要内容是建议中医药5年内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公告的主要发起人是湖南省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他从事的是科学思想史研究,在中医药界并没有社会影响力,可是,由其策动的网络签名运动还是迅速得到了一些网民的支持。事情并不仅止于此。随着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加入支持“取消中医”的行列,这场原本发生在医学领域的交锋,很快在现实生活中引起了震荡。政府相关部门很快作出了回应。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这样的签名行为“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卫生…     

思想史视野中的许衡

从思想史的角度观察,作为儒家学者的许衡,他的思想特别凸显之处是:第一,张扬儒家德治仁政的政治理念和历史经验;第二,承传理学主流而未遑辨析其分歧;第三,开启理学向实学的转向。许衡思想特色的形成,与元代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以及他个人的生平遭际分不开。     

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

该书是“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中的一册，其《译者后记》中介绍说：“面对‘民族国家的消亡即将来临’这样的话题，本书作者对至关重要的国家的历史、国家的理论基础和国家的前景进行了反思，并侧重探讨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时间横跨中世纪到20世纪后期，所涉及的话题涵盖了公民自由、国家权力、公民身份的概念、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史、市民传统、公民权利、同一性和公民身份的启蒙运动思想、妇女权利、法国公民身份、国家类型、当代国家的历史和前景等。作为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研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斯金纳以及其他作者在他们对国家与公民的历史描述和分析中仍然体现出对社会和知识背景、历史语境的_高度关注。”     

中青年学者掬英

顾海良教授，1951年出生于上海市；1978年至1982年在安徽大学经济系学习，获经济学学士，1982年至198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学习，获经济学硕士；1984年至199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从事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曾任马列所副所长、所长；1991年被评为副教授，1994年被评为教授，同年担任经济学博士生导师至今；     

和谐社会与思想品德建设理据

本文从中西和谐思想史入手,表述了和谐的本质属性,即人的思想的协调和主观能动作用的结果,思想的和谐、品德的和谐才有行为的和谐。进而论到了和谐社会思想品德建设的重要理据和内容。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公案的历史还原

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辩,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的一桩“凸显之案”。本文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对当年的“问题与主义”之辩作出实事求是的评判,挖掘其真正的思想文化内涵,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     

理性的异化和异化的理性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理”的概念既具有对象属性的含义，又具有主体活动的含义。一方面，如《庄子·天下篇》所谓：“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①王夫之所谓“理者，天所昭著之秩序也”，②指的都是对象的特定属性，即事物的条理、法则，亦即事物的有秩序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就“理”的本源而论，“理”指的是玉，未理之玉被称之为“璞”，“理”是对“璞”的剖析、琢磨。从哲学的意义上说，“理”的这两个方面的含义是相一致的。因为正是由于万物皆有其“理”，人才能认识到这种．“理”，并以自己的活动加以剖析，使之得以显现。     

科学革命与上帝之死——读《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

回顾科学史在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人们首先就会想起两个人:乔治·萨顿和亚历山大·柯瓦雷。正是乔治·萨顿在学科建设上的不懈努力,促使科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亚历山大·柯瓦雷则为这门新兴的学科开创了一个卓有成效的研究传统——科学思想史的传统。可以说,正是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使科学史走向了成熟,为它在人文学科的殿堂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荀子政治思维及其对君权合理性的构建

荀子认为孟子以性善预设在人性和人本质间建立的同一性关系,有导致藐视外在权威的危险性,故提出“性恶论”,在人性与人本质之间预设了对立状态,这不仅使他有可能将化性起伪的宗教性义务强加给每个个体,也使他顺理成章地否定了个体在履践这一义务过程中利用内在性资源的可能性,从而自然地引生出人存在合理性的获得对礼义、君师、圣王等外在的政治性权威的天然依赖。君主在化性起伪中所担当的宗教性使命,使其最终赢得了全方位控制社会资源乃至每个个体精神世界的权力。在先秦诸子中,对君主专制权力合理性的论述,无人能与荀子比肩。     

略论冯桂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冯桂芬是近代中国具有开拓意义的、务实、深刻、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是: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鲜明地提出较为全面的“采西学”主张,力主在多方面向西方学习;以唯善是从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理智地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冯桂芬的思想对于理解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应对西方文化挑战时的能量与机制,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