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行述·武力

武力，1956年生，中共党员。曾当过农民和工人。少喜文史，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即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4年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硕士毕业后，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从事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重点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演变。     

论冷战后美国的强制外交

强制外交与威慑一样,主要依靠武力的潜在运用或者说主要通过威胁使用武力,以达成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强制外交是冷战结束后一个引人注目的国际政治现象,该术语也是当前西方国际关系和战略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的重要术语之一.本文在剖析西方强制外交理论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冷战后美国所实施的两个典型的强制外交案例,着力阐释当代美国强制外交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并扼要进行一些评析.     

安奉铁路改筑始末

安奉铁路（今沈丹铁路），原系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为了从朝鲜调运物资、部队的迅捷，于１９０４年８月由日本临时军用铁道部运工修建的一条从丹东经由凤城、下马塘、本溪桥头至沈阳的单线简易轻便铁路。按约定，日俄战后本应拆除，可是日本依恃强权和武力，于１９０５年９月５日在美国与俄国签署和约（即《朴茨茅斯条约》），达成了私分中国的肮脏交易。根据该条约的规定，俄国擅自将在中国东北的部分权益转让给日本。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２２日，日本又同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迫使清政府承允日本继续经营安奉铁路十五年。…     

苏俄国内战争时期高尔察克反动政权的溃灭——兼评苏俄红军取得东线西伯利亚战场胜利的原因

高尔察克反动政权是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势力最凶悍的白卫政权,在西伯利亚14个月的统治充分暴露了反革命的丑恶嘴脸。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各族人民支持下,最终消灭了这个凶残的白卫政权,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苏俄全国范围最后取得胜利和巩固红色政权奠定了牢固基础。     

论警察执法的武力手段

武力手段是警察依法行政的保障。正确理解警察执法的手段、内容、使用等级和条件 ,才能合法、安全、有效地打击暴力抗拒 ,保护他人和自身安全。     

对持刀劫持人质案件的武力处置

近期我国劫持人质案件的特点 2004年7月以来,各地劫持人质案件猛增,7月2日,银川市警方在解救人质时,贸然开抢,结果将人质打死,而绑匪仅受轻伤。7月7日,长春市发生劫持人质案,绑匪被击毙, 人质却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7月27日,长春市再次发生     

析警棍武力的适度使用

警察使用警棍制服违法犯罪嫌疑人的方法,按照武力轻重可分为制服法、致伤法和致命(或致残)法三种。警察在对付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反抗时,应根据其反抗程度和身体强弱情况,依法酌情分别采用不同的控制方法。     

儒家王道理想、天下主义与现代国际秩序的未来

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和中国近年来的崛起,为中国外交带来了新的重要契机和挑战,呼唤新的外交思维和理论以指导中国外交实践,建构更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一些儒家学者开始诉诸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他们在春秋时期的华夏天下秩序和后来的朝贡体系中找到了启示和答案。他们认为,以国家主权平等为中心的现代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的不可修复的缺陷,而儒家王道精神和天下秩序理想昭示了更合理、更正义的国际秩序,所以未来理想的国际秩序应该是以儒家王道精神为基础的天下秩序。尽管这些儒家学者对现代国际秩序的批评有很多的合理性,他们所提出的天下主义秩序充满洞见,但是有关重建儒家天下秩序的主张是很值得商榷的。其实,儒家天下—朝贡秩序与当今以民族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儒家道义原则以及由此推衍出来的儒家国际正义原则仍然非常有用,可以指导当今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中国学者需要认真研究和比较中西方文明,推动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寻找儒家思想与国际伦理原则以及国际法相容的契合点,让儒家思想融入国际主流价值,从而完善现代国际秩序。     

浅谈香港武力使用教学训练模式

当前,中国内地涉及武器、警械等警察武力使用不当的案例不断出现,主要原因是民警武力使用训练模式落后和理念陈旧。中国香港对警察进行武力使用的规范化专项训练,是提高警察执法能力的有效途径,学习与借鉴香港武力使用教学训练模式,建立警察武力使用规范化训练长效机制,有利于中国内地民警合理使用武力,提升规范化执法能力。     

权利的内在道德与做错事的权利

关于做错事之权利的讨论，涉及概念与证成两个方面。如果将权利理解为对自由和主张权的合取，做错事之权利的概念就会面对不融贯批评。但做错事之权利应被视为一项没有自由的主张权，亦即反对他人干涉的主张权。沃尔德伦对该权利的辩护，诉诸某种错误的关于权利与道德的功能分工理论，即权利保护选择，而道德指引选择。这一观点忽视了权利也应该提供内在指引。权利的内在道德解释了权利为何既保护选择，又指引选择，更合理地说明权利与道德的功能分工，但也在权利内部留下了不可消除的规范性裂缝。做错事之权利就寄生在这一裂缝中。做错事之权利是寄生性权利。承认该权利的同时，也要警惕其对权利内在道德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