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新策略——拉克劳与墨菲的激进民主社会主义策略批判分析

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认为,在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根本转型,从阶级社会转向了大众社会,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主义革命策略已经过时,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标志着工人阶级的解体与边缘化。他们认为在后马克思主义时代需要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策略:激进民主。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新策略的核心思想是,民主不是社会主义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反,社会主义是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拓展民主政治领域就是在推进社会主义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在西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本文不同意后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主义主张,试图对这一思潮的基本理论观点提出质疑。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介绍

“哈马斯”(Hamas)是巴勒斯坦一个激进的伊斯兰组织,以针对以色列搞极端恐怖活动而著称。它源于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80年代未,在以色列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反以斗争中异军突起。“哈马斯”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其领导的反以斗争具有独特的政治主张、斗争策略、斗争方式和目标。80年代末,巴勒斯坦     

“渐进台独”走向“激进台独”

从近期台湾当局领导人一系列言论看，“渐进台独”有走向“激进台独”之势，此种趋势已愈来愈明显。李登辉是搞“激进台独”的，如今以他为“精神领袖”的台湾团结联盟，简称“台联党”，也是搞“激进台独”的。台联党成立以来，“独”招频出，毒汁四溢，呼风唤雨，气势凌人。然而这毕竟不符合台湾社会民意主流，虽有一定影响，但多数民众是反感和反对的。民进党鉴于“激进台独”太过暴露，有违主流民意，故而在所谓“新中间路线”掩护下，改采“渐进台独”路线，采取由近到远、由小到大、由内到外、由量到质、化整为零、蚕食渐进的“台独”…     

拉克劳和墨菲:"多元激进民主"思想

拉克劳和墨菲是当代西方颇有影响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针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形势和条件的变化,提出了“多元激进民主”的革命战略和思想。他们认为在当代西方,革命的依靠力量主要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多元的“各个社会团体”,革命的方式不是暴力的武装斗争,而是非暴力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思想,既有贡献也有失误。     

对俄罗斯三年经济改革的基本评估

对俄罗斯三年经济改革的基本评估李垂发Ｍａｉ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Ｔｈｒｅ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Ｓｈｏｃｋ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ｈｉｃｈＲｕｓｓｉａ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评析

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一直是理论界富有争议的话题,自《正义论》问世以来,就受到极端自由主义和激进平等主义的猛烈抨击。然而要真正客观地对其进行评价,还是应该用辩证的眼光,站在历史的角度审视之。     

论吉登斯的“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

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发展的道路,调整内外政策.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在全球化等当今世界出现新变化的背景下,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探求一条独特的道路.他在<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一书中提出了超越左与右的激进政治的框架.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理性共识观论辩——以墨菲对罗尔斯、哈贝马斯理性共识观的批判为视角

罗尔斯与哈贝马斯倡导多元社会应当追求理性共识,墨菲对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共识"政治观、理性共识的基础、共识所服务的目的等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的合理之处在于,正确地指出了理性共识可能存在隐形压制,由民主制度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普世一统性,当代民主需包容多元与差异。但是墨菲的批判也有其局限性与偏颇之处,体现为:没有认识到共识政治观的合理性,也没有对理性的不同方面作出界分。从中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政治哲学领域有关理性共识观的论辩,并进一步思考在政治生活中追求理性共识本身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全球化张力下的激进政治:资本、国家与人的内在冲突

近年来世界各国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出现了政治思潮的快速"变异",表现为支撑战后全球经济增长和世界秩序大致稳定的世俗政治意识形态陷入危机,激进政治、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等原本处于政治光谱边缘的思想主张大行其道。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制造了"超级阶层"和"下沉阶层",货物和资本越来越自由的流动导致经济活动从政治社会体制中"脱嵌"。现代国家的执政者既要努力保持本土市场对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力,又必须有效解决因此产生的收入差距和其他社会代价。精英群体更容易看到前者的必要性,而普通民众对后者也存在迫切的需求,在民主实践中,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巨大分歧经常形成相互否决的局面,而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功能的严格限制,又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在维持市场合法性方面的能力。在资本的压力下,左右为难的国家内部不可避免地催生"出局的人"。单一国家应对全球性危机的能力越有限,"出局的人"对强硬手段和激进政策的渴求就越强烈。整体而言,世界范围内激进政治的高潮迭起反映了在如何应对全球化代价问题上政治解决方案的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