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自我救济式犯罪”的成因与对策思考

民工实施“自我救济式犯罪” ,不可否认其中有个人品质问题 ,但也必须注意到犯罪现象背后的非个人因素 ,包括社会的不公正、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和政府对民工正当权益保护的乏力 ,尤其是民工合法权益被严重侵犯等问题。因此 ,要预防和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除了加强对民工市民素质的培养外 ,政府和社会还须从改革户籍制度、规范用工制度、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和转变管理方式等方面来减少民工的不公正感、被歧视感和相对被剥夺感 ,保障其合法权益 ,防止其采取不合法的手段进行自我救济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外挂"的定性、分类及法律适用问题

外挂常见于网络游戏作弊器、刷单软件、抢票软件等.司法实践中,对外挂的定性、法律适用存在认识不清、经验不足等问题.外挂可分为辅助型外挂和作弊型外挂、依附型外挂和独立型外挂两类.外挂定性争议的原因在于:技术人与法律人对专用名词、专门问题的理解存在不对称性,刑法罪名、司法解释规定、罪状描述上存在不对称性.只有对外挂涉及罪名有准确理解,才能对其行为正确定性和适用法律.     

跨国婚姻诈骗全链条犯罪模式分析——以缅甸犯罪团伙为例

近年来中缅跨国婚姻呈增长趋势,部分缅甸犯罪分子借机实施跨国婚姻诈骗犯罪活动,已经形成“拐骗——偷渡——运输——窝藏——收买——诈骗”跨国婚姻诈骗全链条犯罪模式.打击跨国婚姻诈骗全链条犯罪应当从三个方面施策:一是源头预防,切断买卖缅甸妇女犯罪链条;二是过程监管,政府相关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协作管理外籍人员;三是打击犯罪,加强跨国警务合作机制建设与创新外籍妇女管理制度.     

广西:守护壮乡群众民生福祉 夯实祖国南疆稳固基石

立足新时代,面对新使命。2022年,广西司法行政工作将持续提升工作质效,守护壮乡群众民生福祉,夯实祖国南疆稳固基石,不断为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行法治之力,护航壮乡改革发展当前,广西高质量发展其时已至、其势已成。广西司法行政机关将乘势而进、顺势而为,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司法所服务群众的"连心桥"和人民调解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做新时代的不懈奋斗者

1950年2月,访问苏联归来的毛泽东同志开始了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的东北之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首次到外地视察,也是毛泽东同志一生中唯一一次到黑龙江省(1954年8月原松江省与原黑龙江省合并为新的“黑龙江省”)视察。2月27日晚,毛泽东同志为原中共松江省委题写“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为中共哈尔滨市委题写“发展生产”,为哈尔滨市正在举行的第二届团代会题写“学习马列主义”。五幅题词把毛泽东同志在哈尔滨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定格在几张宣纸上,也把开国领袖对黑土地的深情厚望留在黑龙江省干部群众心里。这五幅题词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最为深刻关切的几个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发展观。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找准保护与预防的平衡点

2019年,电影《少年的你》火爆银幕,影片中折射出的校园欺凌现象引人深思。如何有效预防、矫治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更好地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话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于1999年颁布实施,为动员全社会开展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困境和突围路径——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信息量化标准的反思和重构

刑法对网络安全的保护立场，正由网络运行安全转向网络信息安全。刑事立法更新不断增设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的同时，刑事司法的定量评价体系却未能一体构建，成为网络安全刑法保护的薄弱环节。当前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体系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同时适用错位的“传统法益侵害程度”量化标准和模糊的“数据规模”新型量化标准，无法满足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司法适用的准确性和统一性需求，导致了司法适用的困境。消弭规范和技术之间的差异，以“信息规模”为定量评价核心的基础上，建构信息价值的分层评价模型，并将“组信息”作为基础的数据规模计量单位，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突破网络信息安全犯罪司法定量评价困境的合理路径。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