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中国方案

人工智能的发展启动了资本逻辑，在带来巨大贡献和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这就必须要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使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在应对人工智能资本逻辑的过程中，面临着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人工智能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人工智能的伦理与道理规约缺位、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体系尚待完成四种现实困境。这必然要求应对人工智能资本逻辑的中国方案的出场：一是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二是价值引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新发展理念，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价值观上的认同；三是道德规约，用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准则与伦理规范来约束人工智能的设计、实验、推广和使用的全过程，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道德上的约束；四是全球治理，构建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利益共同体，构建全球参与、共同维护、共同保障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安全共同体，推动各国“深化交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公安情报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应用研究

公安情报在公安机关的日常警务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以公安情报搜集、公安情报分析等最为突出。本文从公安情报的各项应用切入，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分析公安情报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确认身份、排查中高危风险区域、监管重点区域及人员、研判预警、辅助决策、宣传教育等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指出实践中存在数据情报不共享、更新慢、个人隐私存在泄露风险和防控存在“一刀切”现象等问题，提出统一数据标准、强化数据监管、精准搜集研判情报等应对之策，以期通过总结并进一步探索疫情防控的实战经验，为常态化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打破“孤岛” 共享数据盛宴

2月26日,新加坡斐瑞医院的手术室里,一台高难度手术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与此同时,通过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超高清手术图像被实时传输到几千公里外的重庆海扶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全球协同服务中心。     

《监察法》实施中的证据衔接问题

从证据与程序的关系看,证据不仅需要与待证事实有关联,还是一种法律程序产品,是一系列法律行为后产生的某种结果。不同法律程序在程序目的、程序性质、程序保障、程序严格性等方面存在不同,上述差异影响和塑造了不同性质的证据,进而产生了证据衔接的问题。《监察法》构建了一个独立的法律程序,对公职人员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适用《监察法》及相关规定,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也面临着衔接的问题。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侦查程序相比,在规范密度、权力行使、程序保障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在当前的立法框架下,要求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证据时参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有助于优化监察调查的程序环境,为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有效衔接提供正当性。     

领导干部互联网思维的基本内涵与实践要求

培育和强化互联网思维是互联网时代领导干部提升领导力的重要途径,领导干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需要厘清互联网思维的基本内涵。从历史维度来看,主要包括从经验思维到数据思维、部门思维到跨界思维、垂直思维到扁平思维、刚性思维到柔性思维四种转变。在工作实践中,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解放思想、学懂用通,适应网络化、智能化的工作环境,综合协调、循数而治,更好地发挥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的作用,当好互联网时代合格的领导干部。     

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定量分析方法的内涵、特征及实施策略

大数据的发展与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迈入了大数据阶段。在运用大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及其构成要素进行量化研究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客观性、充分性、动态性以及预测性等大数据特征不断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与大数据分析的融合发展,需要我们树立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大数据思维;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大数据体系;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大数据模型;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大数据价值,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大数据"用起来""大起来""活起来""实起来"。     

测谎意见证据许容性探讨

我国法律并未明确测谎意见的法定证据属性。为使测谎意见取得法定证据资格,应完善测谎活动的相关立法与技术规范,培养合格测谎人才,提高测谎技术的科学信度,推动测谎意见作为法定证据试点改革,尽早将测谎意见引入刑事诉讼法的证据体系。     

行政决策运用大数据的法治化

当今社会,行政决策高度依赖于信息,而行政机关搜集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直接决定了行政决策的质量。传统官本位思想、层级制的行政体系以及局限于系统内部的信息传递渠道等,阻隔了信息与行政决策之间的互动通道。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有力地推进了两者的互联互通,但大数据为行政决策提供海量信息的同时,又容易出现信息被人为利用、编辑而误导行政决策。为发挥大数据对行政决策的积极作用,立法应从大数据的提取、运用程序以及使用的法律后果上予以规范。只有将大数据的运用置于法治轨道内运行,才能真正实现行政决策的精准和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