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继承人宽宥制度的适用

被继承人宽宥制度,是指当继承人因特定原因丧失继承权后确有悔过行为,经被继承人宽恕后重新恢复继承权的一项民事法律制度,在我国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渊源。设立被继承人宽宥制度,旨在为有过错的继承人提供改过自新、重新获得继承权的机会。     

治安管理处罚中被处罚人主观方面研究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实际处罚中应用广泛,但该法没有明确对治安处罚主观方面的要求,这导致公安民警在治安管理处罚实践中对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定有一定误区。治安管理处罚应当以处罚故意为原则、处罚过失为例外,对既无故意也无过失的行为不得处罚;执法实践应通过补强证据、经验法则、推定、复核嫌疑人陈述和申辩等方法来认定违法行为人主观状态。     

刑事诉讼告知义务初探

告知义务是国家赋予国家机关(含警察、检察官及法官)告知被追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关的事实、理由及权利的义务,是国家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的关照、帮助被追诉人实现其权利的一项特别义务。设定国家机关的告知义务,有利于保障被追诉人充分行使其权利。不论是国际公约还是一些法治发达国家都有关于告知义务的明确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告知义务的规定相对简单,应参照并借鉴国际公约及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予以修改与完善。     

关于困难群体职工生活来源的思考

困难群体的生活来源 ,主要依靠领取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第二职业的收入 ,同时工会送温暖、亲友帮助、家庭储蓄 ,也可在一定阶段解决部分生活问题。下岗职工生活的根本出路在于为他们不断开辟就业渠道 ,重新上岗     

伟人廉政佳话

１９２２年９月，安源路矿罢工胜利后，工人们提出要给刘少奇每月２００元银洋的薪金，但他只要了每月１５元的生活费。他说：“共产党人不是为了金钱，而是要让天下受苦的人得到解放；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生活不能高于人民，贪图享受。”周恩来：“不能搞特殊化”１９６３年１月，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专程来到苏州，看望养病的陈云。总理当天就要离开苏州，接待人员准备了一些“苏式糖果”送给他。邓颖超立即要随行人员付钱。当知道这些糖果是仅按成本收价时，总理就一定要按市场价把钱补上，并且严肃地对接待人员说：“我们是人民的勤务…     

一份代书遗嘱引发的风波

丈夫弥留之际留下口头遗嘱,将共同财产商品房一套留给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妻子作为代书人在遗嘱上签下名字, 本以为一切妥当,孰料刚过几个月,继子却为房产将她告上了法庭。日前,上海市奉贤区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离奇的遗嘱继承案。     

对李汉俊脱党与被开除党籍的历史考察的辨正

苗体君、窦春芳的《李汉俊脱党与被开除党籍的历史考察》由于将关键档案资料漏掉,以致所谓历史考察失实。本文根据第一手资料,厘清李汉俊脱党以及被党除名的基本情况。李汉俊入党后,反对无条件接受第三国际津贴及命令。在1920年年底代理中共早期组织书记时,发现工会领导人和青年团有腐败行为,主张将其解散而遭到谴责。在中共一大上提出了党员可以做官和参加国会,但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党可以和其他党派合作,以反对共同的敌人,以及在建立工会等三个问题上,受到了批评。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后,他在北京避难时,曾在外交部做事,为此受到党的通告处分,有鉴这些,他于是年5月5日,写信给党中央脱离了党。1924年党正式将他除名。本文还澄清了对李汉俊一些不实的指责。     

不幸家庭孩子的权益亟待保护

震惊全国、导致25人死亡的北京“蓝极速网吧”纵火案的,犯罪嫌疑人,竟然是两个年仅13岁和14岁的初中生,而且均来自离异家庭,这似乎又一次印证了“离异或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容易形成不健康的性格心理,犯罪率高”一类说法。但是透过这一事件的表象,我们是否应该做一点更深层次的思考呢?是仅仅归咎于他们个人和各自的家庭,还是必须同时追问社会与有关职能部门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