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高技术限制之“谜”

2018年,作为全球高技术创新方的美国,放弃传统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对处于技术创新劣势的中国实施进口限制,且对象不仅包括其对中国呈贸易逆差的信息通信技术,更有呈顺差的其他高技术。美国选择这种反常规与无差别的高技术进口限制,其直接利益诉求包括限制《中国制造2025》的实际实施、满足美国政治和利益集团需求及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其本质是为了实现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目标性限制、维护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有地位及实现美国利益的长远增加。因此,中国需在发展好自己的基础上,主动对受损高技术行业加大扶持、深化中欧全球治理合作、选择重点行业对美国进行目标反制、充分利用外资在华企业及所属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预防争端扩展至金融领域及防止多边联合针对性技术制裁等,降低美国高技术进口限制的负面影响。     

做新时代的不懈奋斗者

1950年2月,访问苏联归来的毛泽东同志开始了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的东北之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首次到外地视察,也是毛泽东同志一生中唯一一次到黑龙江省(1954年8月原松江省与原黑龙江省合并为新的“黑龙江省”)视察。2月27日晚,毛泽东同志为原中共松江省委题写“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为中共哈尔滨市委题写“发展生产”,为哈尔滨市正在举行的第二届团代会题写“学习马列主义”。五幅题词把毛泽东同志在哈尔滨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定格在几张宣纸上,也把开国领袖对黑土地的深情厚望留在黑龙江省干部群众心里。这五幅题词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最为深刻关切的几个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发展观。     

确立并践行新理念是形式主义问题的治本之策——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形式主义是个老大难问题,治理起来相当困难。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尤其是在初期和一些地方,形式主义问题不仅存在还比较严重。在防控疫情这一“准战时”状态下,形式主义问题危害性更大。形式主义问题的根源是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的形成有体制和思想两个层面的原因。从这两个层面施治,都属于治本之策,其中思想或理念层面的引领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并形成了三大新理念,即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和民意导向。与新理念相对立的旧理念正是形式主义问题的思想根源。新理念不只是理念,还是一套行动指南。只要确立并践行新理念,就能有效抑制形式主义问题的滋生,从而起到重要的治本作用。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决定抗"疫"之效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最根本的政治优势。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领导力、号召力、动员力的检验,是对党的一次大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决定了我国抗"疫"之效、抗"疫"之功。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抗"疫"斗争必将取得伟大胜利。     

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

我国刑法对诽谤罪采取自诉为主、公诉为补充的双轨制模式。由于刑法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依据具有模糊性,同时司法解释本身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存在同义解释、近义解释等问题,加剧了公诉诽谤罪和其他罪名之间的冲突和竞合,特别是当被害人为地方领导干部时,诽谤罪的公诉权在实务中存在被滥用风险,部分限制公诉权的要件在实务中被淡化甚至忽略。从相对狭义的角度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在行为人对侵犯个体法益具备主观故意,但对侵犯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不具备主观故意(或无法证明其具备故意)的情形下,才有其独特的法律适用价值并不与刑法其他罪名相冲突。为妥善处理和平衡诽谤犯罪中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内外部变化,建议通过修改我国刑法,将诽谤罪区分为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三种形态,为充分保障宪法权利,情节不严重的不作为犯罪处罚;为充分保障自诉权,情节严重的为绝对告诉乃论;为依法惩治犯罪,对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诽谤犯罪可以依法公诉,以维护网络信息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