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刑事个案正义：价值、困境及实现路径

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给刑事法治带来巨大挑战,刑事个案正义作为一项司法理念有必要加以重申。从内涵上看,刑事个案正义强调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中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双重符合,是特定人群在现阶段普遍正义理念下的共识重叠,因而是一种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能够起到保障人权、优化司法体制、回应新时期社会治理需要等积极效果。但由于刑事立法中抽象危险犯、不作为犯等罪名的数量不断增加,刑事司法的机械化倾向以及刑法向"社会治理法"的转变存在潜在风险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刑事个案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未来可以从坚持刑法谦抑性、警惕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秉持实质刑法观、严格落实"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刑事司法标准,发展行刑社会化等方面入手,充分实现刑事个案正义的应有价值。     

代理人的民事法律行为

丨解答丨《民法典》第162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盈亏乃商家常事,张老板依法应该接受这车货。代理人的行为是否“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关键要素是“在代理权限内”,至于“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     

论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中从宽的“最高限度”——基于522份故意伤害案件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中从宽的"最高限度"是认罪认罚案件处理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限缩式从宽"和"扩张式从宽"是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中从宽"最高限度"的两种类型。受报应主义理念的影响,"限缩式从宽"主张简化量刑从宽情节、压缩量刑从宽幅度与限制量刑从宽效力,由此导致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制度适用乏力。受功利主义理念的影响,"扩张式从宽"提倡扩充量刑从宽情节、提升量刑从宽幅度与强化量刑从宽效力,最终引发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不公。从平衡量刑建议从宽适用的视角出发,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中从宽的"最高限度"应具备量刑从宽情节交叉化、量刑从宽幅度常态化、量刑从宽效力半刚性的实质内涵。     

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省人大常委会围绕全省中小企业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询问侧记

2019年11月28日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全省中小企业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小燕主持,副主任朱静芝、郭大为,秘书长韩水岐出席,副省长方光华到会应询并作表态发言。"我省在贯彻落实中央、省委部署和法律法规时如何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如何进一步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我省科技专项资金是如何安排使用的?".     

《贵州民族研究》编辑部声明

《贵州民族研究》是我国民族学类综合性学术期刊,办刊历史悠久,是一贯注重以学术质量来衡量和发文的学术刊物。本刊不收任何费用,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来稿,以质量为论文刊发的标准。由于本单位实际情况,我们尚未建设有官方网站及网上投稿信箱。     

人工智能介入量刑机制研究——以认罪认罚案件为适用场域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试点以来，控审冲突、司法供给不足、量刑建议的规范化与精准化要求等层出叠现，亟待检察机关采取应对措施。检察机关将智能量刑机制引入认罪认罚量刑领域，逐步实现从传统公诉机关向智慧公诉机关转变，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技术量刑路径。但司法实践显示，智能算法本身的技术性难题、可靠性难题、不周延性难题极大地阻碍了智能量刑机制的发展。为了更好地解决智能量刑机制在认罪认罚量刑领域的司法适用难题，可以采用理论预测与实证预测双轨并行互相检验的运行模式，保证量刑建议预测的精准性、规范性，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对算法的理论设计，完善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疫情防控期间行政执法的特点与对策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这期间行政执法工作任务艰巨、成绩突出。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行政执法对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至关重要,疫情防控期间的行政执法与常态下的行政执法相比有一些不同特点,充分认识这些特点对于提高行政执法水平、推进疫情防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