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

目前我国许多外商投资企业长期亏损,但仍能够处于非破产境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利用转移定价方式转移利润进而避税,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税收征管。本文从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的一般表现形式入手,指明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的特点,分析了现行税收法规对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问题规制的内容及存在的缺陷,提出笔者对于完善相关立法的建议以及其他可采取的一些反避税措施的思考。     

欧盟竞争法中的"必要设施原则"

"必要设施原则"是竞争法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概念.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可有助于从微观层面了解竞争法的基本原理、立法框架和在司法活动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历史.由于我国即将颁布的反垄断法以欧盟②模式为主要的立法参照,因此,研究欧盟法的有关规定,并对其将在中国法律领域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十分必要.     

大陆法系缺席判决制度价值取向研究——从缺席判决主义到一方辩论主义视角的考察

缺席判决制度自古罗马时即已有之,从缺席判决主义模式到一方辩论主义模式的变迁反映了缺席判决制度从纯粹作为的一种终结程序的手段和一种惩罚措施转向更加重视程序的正当性即程序公正问题,但就缺席判决制度本身而言,它是为了诉讼的效益而设。     

人大学的法学之维

人大学在法学知识体系中的产出量、重要学科地位有待提高。不宜继续沿用“人大制度学”、“人大制度研究”等称谓,一般应采用“人大学”、“人大法学”等称谓。人大法真包含于宪法,但是,宪法学真包含于人大法学,不过,宪法学与人大法学真包含于人大学。研究的主体是人大法及人大法学,反对片面地从研究内容上将人大学与宪法学完全割裂开来。以往人大学研究的理论苍白,很大程度上与研究方法的边缘性知识熏陶、训练之缺乏有关。人大学的法学之维阐释是永无止境的,惟其如此,不断提高人大学的理论性与实用性并希冀给法学人能在这个领域不断追求知识增量的愿望和持久的信仰。     

英国国际民事诉讼法三题--以《布鲁塞尔公约为主线

传票、非方便法院原则和禁诉命令是英国国际民事诉讼法中比较有特色的三项制度.体现大陆法系传统的<布鲁塞尔公约>在以判例法为主的英国的实施及其相关判例,展现了各自的法律特征及发展趋势.英国法院在公约的框架之下,不断协调两大法系民商事领域的法律冲突,求同存异,并且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国际民事诉讼法体系.     

等级制与日本法律近代化

等级制在日本有其独有的历史和本土特色,推动了日本法律近代化。等级制的三个主要的构成要素——天皇、政府和民众在日本法律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如果缺少等级制所延续和构建的社会环境,日本法律近代化的完成会因生存土壤的缺失而难以实现。     

论通过宪法诉讼的权力制约路径

中国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因其不具有一种常规性的政治纠错功能而存在天然缺陷,宪法诉讼从表面上看虽然身处"反民主之困境",但基于二元民主理论、基本人权的价值取向及其所具有的权力动态平衡功能,是一条具有政治正当性的权力制约路径.     

法律如何在"社会情境"下存在——读昂格尔的《批判法学运动》

在对自由主义法学传统中的形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昂格尔提出"偏差原则"与重塑民主和市场制度形式的主张.这其中,以对法律与社会的适当关系的认知为理论支撑点,以权利体系的重新规定为主要内容之一.认为制度设计和"社会情境"的相互彰显是昂格尔思想中的核心之一,故以其为切入点,围绕法律如何在"社会情境"下存在这一问题,分析昂格尔意义下的"社会情境"的理论内涵和这一场景下昂格尔对法律中权利体系的方案设计,并对其理论构想的成立与否做出评价.     

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基本结构——一个基于文献综述的研究

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研究包括了对制宪程序及其影响因素的经济研究和对宪法规则产生的经济影响的研究两个部分。前者包括:第一,静态经济研究,主要是对影响制宪程序的因素的研究,在制宪的经济背景,个体的利益衡量、偏好、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的风俗、习惯、社会规范和诸如利益集团、社会组织、供以参考的其他国家的宪政制度等。第二,动态经济研究,主要包括对显性宪法变迁的经济研究和对隐性宪法变迁的经济研究。后者包括研究宪法权利的经济影响和研究统治结构的经济影响。     

The Fragility of Law: Anti-Jewish Decrees,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and Collaboration Belgium 1940–1944

In October and November 1940, the German Military Command which ruled conquered Belgium, introduced a series of measures aimed at the identification and exclusion of the Jews of that country. The Belgian government of the day refused to allow the measures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Belgian law, but did permit, under their reading of the Hague Conventio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local administrations to assist in implementing the German anti-Jewish Decrees. The Brussels Bar, Prosecutors and Court of Cassation refused to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the Occupier to violate basic rights guaranteed under the Belgian Constitution. Officials in Antwerp, on the other hand, struck all lawyers identified as "Jews" from the Roll.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se instances of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and "constitutional betrayal" by these actors in the Belgian legal system, and offers some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our historical and current understandings of legality, legitimacy and citizenship in light of this part of the Belgian experience of law under Nazi occupation. This revised version was published online in July 2006 with corrections to the Cover 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