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技术入股股东的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

技术出资方式迥然不同于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等出资方式,技术入股股东不仅具有其他股东的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而且还具有自己的特殊权利、特殊义务与特殊法律责任。从技术入股角度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股东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的规定需要充实。     

民初律师惩戒制度论析——以惩戒案例为中心

律师惩戒制度对维持律师队伍的道德水准和专业素质起着规范和监督作用.在本质上这一制度反映出律师行业的自治性和国家对这一行业监督、管理和控制的互动关系.民初北洋政府时期在律师惩戒领域实行的是两级两审制:由高等审判厅推事组成的律师惩戒会是初审机构,由大理院推事组成的复审查律师惩戒会是复审机构.这一时期的律师惩戒事宜几乎完全被司法机构所垄断,律师公会被排除在外.就制度渊源而论,北洋时期的律师惩戒制度是对大陆法系中日本制度的借鉴,而有别于德国的相关制度.     

论权利主体

权利主体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形态--作为权利主体的自我(公民)和作为权利主体的大我(法人).个人只有取得公民的资格,拥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拥有权利能力的指向物时,才能成为权利主体.大我是公意的人格化或人格体.在法人行使权利时,支配的自然过程与支配的社会过程必然发生分离.权利主体之间最基本的原则是:所有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和权利主体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A Positive,Communitarian Right to Security in the Age of Super-Terrorism

Post-9/11, and especially with the dramatic rise of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 (ISIL), the author advocates a collective right to security. Plotting a course through state absolutism and liberalism, one finds communitarianism as a philosophy to support this right to security. The communitarian right to security is based on an interpretation of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particularly positive duties of the state, to protect the rights to life of individuals from violations by non-state actors such as suspected terrorists. But for reasons of practical enforcement, limitations to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are also articulated.     

中国古代关于穆斯林的法律制度及其变 迁

穆斯林在中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中期。自唐代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古代中国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制度，穆斯林也在中国古代法律的变迁中逐步融入中华民族。     

从个案出发看物业管理公司酌安全保障义务

近年来，随着我国房地产事业的蓬勃发展，小区物业公司随之普遍，越来越多的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纠纷诉至法院，解决此类案件的关键就是确定物业管理公司是否负有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及其承担这种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范围。以2012年初诉至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的一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为引。展开对物管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相关问题的探讨。     

试论国家单方法律行为的若干基本问题

国家单方法律行为是"国家意图单方引起国际法上的后果的行为";"国家单方法律行为既是国家义务的渊源又是国际法的渊源";由于单方法律行为和条约同属国家的法律行为,它们的效力根据应当是相同的,国家意志、善意原则、基本规范、习惯法、一般法律原则等都可以作为其效力根据的解释。     

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研究——人权法新发展及中国的应对机制

跨国公司作为私的行为主体，是否应当承担国际人权责任，成为尚无普遍共识的议题。在民族国家并存的国际社会结构体系内，基于人权目的，由跨国公司母国及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人权违反行为实施防范或惩处行动，被设定为最佳模式。在构建政府主导模式的同时，我国应充分培育和发挥民间人权力量，推动跨国公司尊重和保护人权。     

跨国公司人权责任之法哲学考量与实证分析

尊重和保护人权是传统国际法主体应尽的责任。跨国公司作为私的行为主体，是否应当承担国际人权责任或言承担何种性质的国际人权责任，尚无普遍共识。在民族、国家并存的国际社会结构体系内，基于人权目的，由跨国公司母国及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人权违反行为实施防范或惩处行动，被设定为最佳模式。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制定跨国公司人权责任体系的行动，表达中国立场。在构建政府主导模式的同时，我国应充分培育和发挥民间人权力量，推动跨国公司尊重和保护人权。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的权利转让问题研究——以UNCITRAL《运输法公约(草案)》为视角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正在审议的《运输法公约(草案)》中专章规定了权利转让问题,本文通过对相关规定的解析明确权利转让的涵义、内容以及效力,并结合我国相关立法现状针对《海商法》的修改提出一些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