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路径的产权分析

中国的改革经历了重新界定产权的过程。这在中国体现为一个分权化的过程 ,包括政府向企业放权和中央向地方分权两个方面。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产权状况的基本特点是“政 (府 )事 (业单位 )不分”、“政 (府 )企 (业 )不分” ,政府全面介入经济和社会。政府作为政治组织 ,承担着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的任务。产权制度的出现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 ,它的建立是从分权开始的 ,分权又催生了私有产权 ,中国产权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中国正在建立的产权制度的特点是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并存 ,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 ,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成为监管的主要任务。     

发达国家国有经济的配置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历史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出现得更早,在经济中的作用也更为独特。在新世纪,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联系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率、效益,并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空间。     

天地王坡：创新国有经济市场化改制模式

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存在形式是否适合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之路应该怎样走?这些疑问也许能从“王坡现象”中找到些许启示性的答案。     

简析国有经济信用基础的重构

本文分析了我国信用缺失和信用失序现象产生和蔓延的历史过程和现实原因,论述了治理社会信用缺失现象、构筑社会信用基础的关键是治理国有经济领域的信用缺失现象,构筑国有经济部门和国有企业,以及政府的信用基础,重点是化解国有企业的三角债和国有银行呆帐坏帐.     

浅谈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机制差异和功能互补

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在发展速度上存在反向运动,固然取决于许多因素,但主要的决定因素还在于两者的机制差异与功能互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所具有的经营机制以及据此所作出的正确的功能定位,它们会共同作用促使两者达到动态的平衡.     

北京市国有经济布局状况调研报告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我国加入WTO后形势的变化,北京市国有经济布局方面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这反映出国有经济自身改革和发展滞后于改革开放的总体要求,导致了国有企业对经济活动的拉动力减弱,国有经济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主动地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已势在必行.本调研报告概括了北京市国有经济布局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和对策建议.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经济规模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效率取决于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呈现出两面性.其一,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取决于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其二,由于国有经济潜在的政府行为背景和计划配置资源倾向,随着国有经济的比例不断增加,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将会受到影响,从而限制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一个国有经济边界,当国有经济的规模处于该边界以内,社会资源将实现有效配置;当国有经济规模处于该边界以外,社会资源的配置将是无效的.利用国有化程度与市场化程度的关系,可计算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佳国有经济规模.笔者认为,当国有经济规模处于边界上限约为25%-30%,边界下限约为9%的区间内,国有经济的规模是最合适的,此时国有经济能够实现市场化运行,整个社会资源达到有效配置.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的目标与构建路径的选择

党的十六大提出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新目标和新任务,是建立一种以“国家所有、分级产权、独立职责、分设机构、依法管理”为基本内容,以双系统三层级为基本构架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管理组织体系。新目标和新任务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国有经济发展规律、市场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标志着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始了从行政化管理体制向市场化管理体制的根本转变。国有资产管理的新体制及其组织体系,不仅是对“国家所有、分级管理”的行政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而且是国有经济管理战略方位和方式的一次全局性重大调整。调整的核心和发展的根本取向,是通过国有经济的优化和集中,增强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直接经济手段和物质基础的战略性支柱和主导作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主体作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国有资产管理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战略导向性的核心主体与非战略导向性的基础主体之间的关系。核心主体与基础主体之间既要相互独立,各司其职,又要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实现优势互补和整体发展,才能真正形成以中央政府管理系统为核心,以地方政府国有资产管理系     

“十一五”这一步怎么迈——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丁元竹教授

“十一五”期间，要由偏重于国有经济转到公平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上来；由过多干 预微观经济转到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上来由对某些利益集团的关注转到对整个社会公众 权利的关注上来；由传统的“人治”政府转到现代的“法治”政府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