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怎样离开满洲省委书记岗位--读《刘少奇给中央的信--关于中央对满洲省委工作批评的答辩》和《中共满洲省委会会议记录》

1930年 3月 ,刘少奇被中央调离满洲省委书记岗位。中央为什么这样做 ,学术界有三种说法 :一是请假调离说 ;二是催促调离说 ;三是批评调离说。第三种说法讲到了问题的实质 ,但仍应进一步展开把问题讲清楚。实际上 ,刘少奇的调离 ,是他在与当时中央“左”倾错误发生严重碰撞的背景下被排挤的结果。 1 930年 4月 2日《中共满洲省委会会议记录》和 1 930年 4月 9日《刘少奇给中央的信———关于中央对满洲省委工作批评的答辩》 ,真实地记录了刘少奇被调离的原因。     

陈为人在东北的两段工作经历

陈为人在东北有两次工作经历，虽然时间都并不长，但其贡献影响却很大。在他领导下建立了黑龙江早期中共党组织，建立了中共满洲省委，开辟了党的工作基础，在黑龙江地方建党九十周年之际，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考察抗日英雄杨靖宇和日本当局第一次交锋

1929年8月底，杨靖宇来到抚顺从事革命活动，不幸被严密警戒下的日本警察当局逮捕。在被捕抚顺支部内部党员中出现叛徒的情况下，杨靖宇以巧妙的对敌艺术，使组织遭受到最低限度的破坏，保住了满洲省委的秘密。     

师生情·爱情·革命情——任国桢不同寻常的情感世界

正在多种版本的地方党史中,在山西太原的双塔革命烈士陵园中,在中共满洲省委纪念馆的陈列室里,历史将任国桢坚贞磊落的优秀共产党人形象定格为永远的风华正茂、浩然正气。20世纪20年代后期,任国桢大学毕业后毅然投入到艰难的革命斗争中。根据党的需要,他走南闯北驰骋半个中国,为党做了大量工     

周保中与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的组建

无论是东北抗联各军还是其前身人民革命军成立之后，东北的抗日队伍～直没有建立总的司令部。尤其是在1936年初，中共满洲省委被中共代表团撤消后，东北地区党的组织也失去统一领导。此种情况造成各抗日部队无统一指挥，绝大部分时间没有相互配合，各自为战，缺乏对敌人合力打击：个别部队出现困难时，不能相互帮助;同时，面对敌人的“讨伐”，如何定位当时的形势，如何抗击敌人的进攻也没有总的、一致的部署；     

浅析清朝幼帝皇权的代行与回归制度

在中国封建王朝皇权交接的发展演变历程中，由于满族特殊的文化环境，清朝皇权交接出现相对特殊的情况，在幼帝皇权的代行和回归上具有不同于历代封建王朝皇权交接的独特之处。清朝统治者并非一成不变地承袭汉制或因袭满洲旧制，而是将保留、吸收相结合，既学习、借鉴汉族王朝的经验，又尽可能地保持满族传统制度与习俗，并随着形势的变化与需要，不断予以改进，保证幼帝在成年后顺利地执掌皇权。     

中共满洲省委与东北军之关系

上个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张作霖奉系集团不仅统治着东北,而且还把持着北京中央政府。由于奉系军阀连年扩军作战,造成了东北民众的不满。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全国掀起了反奉倒段运动。为了适应东北地区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即开始在东北奉系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满洲省委为发动和组织东北军士兵的武装反日斗争,进行了积极的宣传鼓动工作,并采取具体措施,鼓动、协助他们进行抗日斗争。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鲜为人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

正研究军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工农红军共有35个军,在《中国工农红军编制体制发展概况》、《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序列》等文献中,对中国工农红军35个军的沿革有详细的论述。特别是军史专家欧阳青撰写的《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35个军》被公认为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其实,中国工农红军还有一个36军,它由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组建,由巴彦抗日游击队改编而来。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在东北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为抗日救国六下了不可磨灭的功     

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

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沈阳市的日本关东军突然向驻沈阳的东北军发动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组织下，中国人民拉开了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序幕。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从1931年10月开始，陆续派出省委、省军委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杨林、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赴南满、东满和北满等地组织了10余支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论20世纪初美国“满洲开发计划”的机缘——以司戴德路透社记者任职期间的思想转变为视角

1904年2月,司戴德主动辞离中国海关改充路透社记者,奔走于汉城、东京和中国东北等地,斡旋于外交官和上层军政要员之间,考察日俄战争前后东北亚格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通过与朝鲜、日本、中国官员及驻地各国大使间的接触和交流,司戴德进一步厘清了日、俄、朝、英、美、中及德、法之间纵横捭阖的复杂矛盾和相互关系、导致列强远东争夺以至引发战争的最终动因、美国在华“门户开放”政策推行的最大障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美国“满洲开发计划”及“金元外交”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前期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