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激荡显本色——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

近代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社会思想十分活跃，各种思潮纷然杂陈。五花八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流派竞相登场。最终又都昙花一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传入中国不久的马克思主义，很快以其科学真理性，在同各种思潮的争鸣交锋中，站到了社会思想大潮的前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到这面旗帜下，指导中国革命不断打开新的局面。     

19世纪下半期俄国社会斗争中的“第三种人”

19世纪下半期，“第三种人”参与了俄国的社会斗争，并在其间经历了一个日渐深化的过程。“第三种人”虽无自己的理论，但由于自身队伍的发展以及接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便利，在社会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社会实践也提升了“第三种人”对俄国前途发展的认识。     

苏联学者对西伯利亚地区十月革命的研究

1917年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谷。随着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发展与崛起，再次激发了学者研究十月革命史的热情。     

求真务实 文如其人——张凤鸣著《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评介

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读史学论著喜欢先看两头,即先看目录,看其结构层次、重点内容,然后看其后记,看参考书目。特别是当碰到一个感兴趣的题目时,总是迫不及待地想尽快知道,该书作者的参考书目和引用资料中有没有我不知道的。如果有,那就要另眼看待了,要放到书架最显眼的地方。张凤鸣著《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一书,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本书。该书2003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并被列入《东北边疆研究丛书》,成为该丛书的第一批成果之一。应该说,该书能够成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三省共同支持的重大学术研究项目——…     

试论十月革命中西伯利亚苏维埃政权基础的不稳固性

伴随着十月革命的凯歌，西伯利亚拉开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序幕，到1918年3月，各地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西伯利亚苏维埃政权是十月革命的必然产物，但与欧俄地区相比，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政权基础的不稳固性。这一特点根植于西伯利亚特殊的土壤，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伯利亚苏维埃政权的曲折命运。     

18世纪中俄图书交流研究

图书交流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现在有史料可查的俄国第一批汉籍获得于1730年，而后又经过俄国早期来华使节和汉学家们的努力，终于使俄国的中国图书收藏在18世纪初具规模，为19世纪上半期俄国汉学的成熟奠定了文献基础。与俄国的汉籍收藏相比，传入中国的俄国文献则显得微不足道。中俄早期图书交流所呈现出的是一幅失衡的态势。     

十月革命道路与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选择

20世纪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选择,始终受到苏俄十月革命道路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种双重性体现在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各个时期。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是民族化道路。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探索社会主义的民族化道路,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深入人心并健康发展。     

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犹太人对外迁徙述略

苏俄国内战争期间大批苏俄犹太人移居异国他乡，这不仅是由于反犹浪潮的肆虐，而且还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苏俄犹太人的迁移加快了犹太人流散世界各地的进程，加快了哈尔滨等新兴犹太聚居区的兴起，同时也成为第三次“阿利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俄国语言哲学史上的语言本体论流派

弗洛连斯基、布尔加科夫和洛谢夫是俄国语言哲学史上语言本体论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以其独特的名谓哲学(称名哲学)为俄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们看来,名谓是人类思想的"意义"和事物存在之内在"意义"的特殊交汇与融合。世界中的一切,包括自然在内,都具有意义,因此,名谓并非实体性客体,而是积极地表现着自己、有意识有目的地给事物和现象命名的、思考着的个体。他们的名谓哲学揭示了主体与客体、本体与现象、认识与存在相统一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旨在证明,语言是现实存在的理性的反映,而词语则是这一被反映的存在的本质。了解俄国语言哲学史上语言本体论流派及其思想精髓——名谓哲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俄国当代语言哲学。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实性思考

跨越卡夫丁峡谷,或者说“不通过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特指“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1]1881年,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要求他对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景问题特别是农村公社的发展发表自己的看法。查苏利奇在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