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监管理论百年来的路径演变及其文献述评

普遍认为,美国政府针对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施加强有力的监管始于1887年联邦《州际贸易法》的制订和实施,该法也标志着美国政府的治理模式由有限政府逐渐向监管国家转型。一百多年来,学者们从各自学科立场出发针对监管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研究,出现公共利益说、利益俘获理论和多元主义三种研究范式。各范式在概念界定和解释效力两方面各有千秋,从不同角度推进了对监管问题的研究,但也存在若干缺陷和不足。因此,回顾和评述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学界监管理论的路径演变及其重要文献,无疑将有助于理解美国历史演变的纵向线索,并对形成富于中国本土特色的监管理论提供重要借鉴。     

实践中的“扬弃”式演进——政府规制理论述评

摘要：政府规制理论是当代西方规制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迄今已经历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制俘获理论、规制经济理论、激励性规制理论的演进。通过对政府规制理论加以述评，对其阶段性理论进行分析，以挖掘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总结政府规制理论在实践中“扬弃”式演进的经验，以期对我国的规制理论研究及实践起到借鉴作用。     

东南欧的腐败网络:保加利亚视角

论文从保加利亚的政治实践出发,分析了东南欧国家四种类型的庇护关系:政治庇护关系、裙带关系、种族庇护关系、准公司庇护关系,并探讨了这些庇护网络带来的后果,如带来大量有组织的犯罪,出现"高层"腐败等。如何惩治腐败?目前有三种主要的反腐败策略:威慑方法、经济刺激和价值重塑。论文认为这三种方法在民主体制下适用,但是,在缺乏法制、民主失灵的社会中并不适用。论文提出应该重构法治;通过相关政策,对有可能产生腐败的行为体进行监控;通过欧盟协调政策,建立反腐败的国际联合机构,以此积极改善东南欧的腐败庇护关系。     

俘放韩德勤

1943年3月下旬,素以"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摩擦专家"而闻名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在与新四军制造摩擦的战役中被我军俘获。根     

俘获、激励和公共利益:政府管制的新政治经济学北大核心CSSCI

管制国家的兴起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放松管制已经被重新管制所取代,社会性管制的地位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在此背景下,在公共选择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旧管制政治经济学,正逐渐受到新管制政治经济学的诸多挑战。首先,管制俘获现象的实证研究成为新的学术努力重点,以探讨减少甚至防止管制俘获的制度性和结构性条件;第二,对于政府管制中最优激励机制设计的研究成为新热点,以探究强化管制对被管制者的激励效应;第三,对于管制者自身激励的研究,成为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的关键;第四,重新夯实政府管制公益性的法理基础,成为法律经济学的新探索;最后,政府管制的合意性在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框架中得到重新论证。政府管制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值得中国公共管理学界予以关注并加以借鉴。     

精英俘获与基层治理:基于我国中部某村的实证考察

后税费时期,以村干部为代表的体制性精英、以乡村混混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以及以私营业主为代表的经济精英形成利益联盟,共同垄断资源下乡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村庄公共利益空间,形成固化的村庄权力结构。利益分配结构以及合法性排斥结构。文章借用发展社会学中的概念,将这种后税费时期基层治理生态称为"精英俘获",并试图放在后税费时期的基层治理机制中理解精英俘获得以出现的内在逻辑。精英俘获极大削弱了后税费时期资源下乡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     

论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成长的自主性特征

政治制度的自主性主要包括两个向度。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成长坚守了自主性。这体现为：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政治制度建设独立于各种势力的左右;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政治制度建设摆脱了他国制度模式的＂推销＂和诱导。正是坚持了自主性原则,中国政治发展取得了重要制度成果,即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形态的确立。     

秦岭北麓违建别墅事件的性质、原因及影响

2014年5月至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五次就秦岭北麓违建别墅事件作出批示和指示,但都没有在当地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秦岭北麓违建别墅仍然整而未治、屡禁不止。习近平总书记第六次作出重要批示后,2018年7月至10月秦岭违建别墅中央专项整治工作组成立并进驻陕西,历时三个多月的秦岭北麓违建别墅整治工作成效显著。通过两年来公开披露的违建别墅整治情况及官员腐败案件,可以看出:秦岭违建别墅事件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是新时代政治与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典型案例。造成大量违建别墅的原因有:对生态文明思想认知偏差、权力寻租与利益输送、制度漏洞与道德风险、围猎官员与政府俘获等。秦岭违建别墅事件得到整治,其影响和教训远远超出事件本身。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

近年来,随着农村适龄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和新生代打工农民趋向于城镇化,中老年和女性已经成为农村的生产经营主体,缺乏自我发展条件,且因其人力资本存量一般都低于外部资本的获利预期,而难以对接外部资本.在农村经历了近30年的去组织化改革后,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乡村面对这些无力应对农村资源流出的原子化的留守个体时,都面临着过高交易成本,因此出现市场失灵叠加政府失灵的农村发展困境.本文试图以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的相关性为视角,探讨当前农村遭遇发展困境的内在机制,并在总结已有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如何缓解留守群体面临的发展难题做出初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