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商人法继受罗马法探因

中世纪商人法的出现是中世纪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而罗马商法则是古罗马高度繁荣的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相似性、地理位置的接近、帝国永续理论的巨大威力以及罗马法学的繁荣等原因,中世纪的商人法明显地体现出对罗马商法的继受.分析中世纪商人法对古罗马商法继受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到法律发展过程中的相承关系.     

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非法典化思考

商事立法模式的探讨在我国由来已久,商法是否法典化是这一讨论的焦点。而基于已有商法典的历史发展与我国制定商法典的现实考虑,在我国制定一部单独的商法典不适宜,民法典本身的体系结构也不能囊括商法的所有内容,制定大一统的民商合一民法典也不切实际,所以商事立法模式的最佳选择便是《商事通则》统领各商事单行法。     

商事关系法律调整之研究——类型化路径与法体系分工

商事关系乃全部商法的基石概念。商法的研究不能回避商事关系的概念、构成及其法律调整机制。从主体类型化角度可将商事关系区分为四类:商主体与商主体之闻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事关系;商主体与作为监管者的非商主体之间与营利相关的商事关系;商主体与作为消费者的非商主体之间基于商主体的营利目的而形成的商事关系以及非商主体与非商主体之间偶尔为之的营利性行为形成的商事关系。四此,商事关系可以界定为主体双方或一方基于营利性目的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营利性目的是衡量是否构成商事关系的本质,至于是否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是否发生于持续营业之中,均非商事关系本质内涵。商事关系可以由商法调整但却不必都由商法调整,甚至可能根本不由法律调整。从主体类型化的角度理解商事关系的构成,不仅有助于商法理论知识的进化,也有助于我们撩开商法的面纱,现实地对待关于商法调整对象的困惑和商法法典化的神话。     

日本公司法的沿革及立法课题

<正> 一、日本公司法的沿革及特色日本公司法不是一部单行的法典,而是由1899年制定的商法第二编"公司"部分与1983年制定的有限公司法两部分构成的。从整体来看,商法典的规定都较陈旧。但公司法,特别是有关股份公司的部分(股份公司法),由于两次大战后频繁地进行了修改,因此现在已非常先进。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也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徽商商业道德建设对我国现代商法的启示

商人的逐利性决定了他们为了追求利益而采取违法、违道德等手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产生极大危害,违法行为自有法律惩处,但违道德行为却无从处理。通过考察我国古代十大商帮之首的徽商可以发现,徽商普遍具有诚实信用、重义轻利等优良商业品质,能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徽商对商业道德的建设,对我国现代商法产生诸多启示。我们有必要将一定限度的商业道德法律化,有助于引导企业合道德化经营,维护市场秩序,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在将商业道德法律化时应以规则性条款为主,以原则性条款为辅;重视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其商业道德自律功能;加强商业名称保护力度,提高商人商誉意识。     

商法的营利性对军工企业的适用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军工企业参与到市场竞争当中,一些企业并没有转变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运营思路,造成企业经营出现困难。本文从商法营利性角度来阐述军工企业的发展思路,介绍了商法营利性对军工企业发展的必要性和特殊性,提出了我国现有军工企业所面临的一些列问题,并从深化军工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军工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实现军工企业军民融合发展三个维度来完善军工企业实现营利的发展道路。     

中国商法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综述

2012年6月23-24日,由中国商法学研究会主办、重庆大学法学院承办的中国商法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在重庆市召开。与会学者围绕"改善民生与商法发展"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综述如下。一、商事纠纷的解决机制(一)我国商事纠纷解决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商事纠纷也与日俱增。能否快速有效地解决商事纠纷,不仅关系到我国经     

基于全球视角的中国商法环境与改革方向

在我国商法主要是由外来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演化而来的,所以对于我国商法的改革,必须找出中外商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渊源来加以分析.当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商法的改革要吸收要借鉴,但不能盲目吸收和借鉴,要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出发,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对中国商法进行改革.     

不是导师,胜似导师

当我们法学院纪念沈达明教授诞生一百周年时,必然会想起另一位教授冯大同老师。沈先生和冯老师在国际商法界的影响力和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奠基作用,几乎是很难分割的。他们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亲密合作,相互支撑甚至可以说是相依为命的,他们在长期的工作岁月中成为能人合作的楷模。这种学术上的关系,用沈先生的话来形容是这样的:"在学术上,我们是搭档,我负责买菜(找资料)     

民法典的编纂与商事立法

民法与商法的固有联系决定了商事立法在民法典编纂中的特殊地位，为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而编纂民法典的立法定位突显了商事立法的重大使命。民商合一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民商分立也并不可取，民商立法体例的理性选择应该是民法法典化与商法单行法并行的折中体例，此属真正本土化的中国创制。商法通则的制定不仅有充分的法理基础与现实根据，还将使商法的中国特色表现得更为鲜明、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模式的两难选择、并与我国民商立法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指导思想和现实格局高度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