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恶意抢注中特定关系“非特定化”之反思--《商标法》第15条的解释论

商标抢注是我国商标法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商标法》第15条专门规制发生在特定关系人之间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划分特定关系的类型,但未对其含义做明确界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特定关系的判定出现分歧,特定关系的范围因此不断扩大,呈现出“非特定化”趋势。特定关系的无序扩张,在法理上缺少必要性和正当性,既有碍适用《商标法》其他条款,又不符合效率原则、社会成本理论及诚实信用原则的应有之意。为防止特定关系无序扩张,应将契约关系作为解释特定关系内容的核心,法官适用该条款时不宜随意扩大特定关系的内容,应严格按照商标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判断。     

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制度构建

我国《商标法》2013年第三次修改时首次在知识产权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责任。实证分析表明,惩罚性赔偿在商标侵权诉讼中适用甚少且适用不规范的问题突出,未能充分发挥其遏制侵权行为的预期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存在适用条件不明确、赔偿基数难确定、程序保障不充分等问题。为规范适用,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的作用,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其制度构建:一是强化程序保障;二是明确适用条件;三是完善赔偿数额的计算;四是厘清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的关系。     

对恶意诉讼的立法建议

恶意诉讼，是指行为人没有诉权而恶意提起诉讼或行为人有诉权而滥用这种诉权恶意提起诉讼，以追求达到该诉讼程序以内或以外的非法目的的一种陧权行为。     

“恶意诉讼”的社会危害性及对策

公民法律素质迅速提高，权利意识不断强化，在公民通过诉讼途径保护合法权益的意识逐步增强的同时，公民借助诉讼这一合法的外在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损害他人利益的动机同样得到了“强化”，”恶意诉讼”现象已经成为一个不容人们忽视、亟待解决的问题。分析“恶意诉讼”的社会危害性并提出对策。     

湖南浏阳：利用手中供电大权逞淫威“电老虎”恶意停电被撤职

据《湖南日报》报道，只因不满酒店董事长没有亲自送开张宴的请柬等原因，湖南浏阳市电力局党委书记周较尧、副司长李立才便指挥属下对当天开张的这家酒店及所在小区恶意停电，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长沙市电业局3日作出决定，撤销周、李两人的职务。     

论民法上恶意串通行为之效力

我国民法上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无效之规定,系在前苏联民法立法和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该规定不具体分析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关系,也不区分行为人意思表示之真实与否,这样一项极其含糊的规定,在实践中极易被曲解和误用,其实际效果必然与立法初衷相悖,是一项不合理的规定,故在今后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予取消,对于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法律行为之效力,应当斟酌具体情况,加以规定。     

“恶意欠薪”入罪有坚实的民意基础

日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建议全国人大将“欠薪罪”写入《刑法》，明确对欠薪逃匿等恶劣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恶意欠薪入罪”的议题，引发两会代表委员的激辩。     

律师费用可否列入赔偿范围

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处理民事案件时，律师费用应否列人赔偿范围，颇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律师费用不能列人赔偿范围。主要理由是我国民事诉讼并非采用律师诉讼主义，换言之，非采用强制代理制度，加之现在律师收费状况混乱，标准不一，列人赔偿范围，加大了诉讼成本，又使恶意诉讼有机可乘。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柳波、夏国平同志认为律师费用可以列人赔偿范围，其主要理由如下：     

“社会责任8000”与民工权益保护

近年来,侵害民工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民工的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缺乏必要劳动保护以及工资被恶意拖欠和克扣等问题尤为突出。民工权益的保障问题也逐渐成为影响我国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焦点问题,甚至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败。 本文将结合"社会责任8000"的有关内容来探讨民工权益的保护问题。     

惩治恶意诉讼的法律尴尬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判决，给了那些“潜心钻营法律空子，企图利用司法程序实现自己不光彩目的”的“恶意诉讼者”一个明确的回答：法律对恶意诉讼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