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迁徙自由

迁徙自由是人身自由的组成部分,是一项基本人权,是实现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必要前提。在我国,迁徙自由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实践中逐渐得到肯定的曲折发展过程。限制迁徙自由最直接的表现是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壁垒,尤其公民的就业、教育、社保等一系列的国民待遇均与户籍制度相关,在扭曲了户籍制度原有功能的同时引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其中受损害最大的是我国的9亿农民,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全体国民共同关注的焦点。为切实保障人权、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文明,将迁徙自由重新入宪时机已经成熟。     

户籍制度改革带来什么

“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从1958年开始实行。这是当时中国作为落后国家要实现工业化而作出的无奈选择。由于城市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只能用户口这种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固定在土地上，为城市居民提供稳定的农副产品。为工业生产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可以说，工业的原始资本积累是依靠工农产品“剪刀差”完成的。     

城市化发展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

在我国,户籍制度之所以长期得以维持,重要原因是人们一直以为“取消户籍管制政策会导致农民大量进城”,并引发难以治愈的“城市病”问题。实际上,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并不必然引起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城市病”问题也并非像洪水猛兽那样可怕和不可治愈;禁止农民进城所造成的我国耕地资源的粗放使用、环境污染的加重、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以及小城镇居民“个人现代化”程度不高等“农村病”远比“城市病”严重。因此,加快中国城市化建设亟需改革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     

后民工荒时代:走出失权

上个世纪中叶,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曾经十分犀利地指出,当代世界正面临着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和全球化转向带来的严峻挑战,贫富分化不断加剧,怨恨歧视和社会排斥逐渐增加,社会整合力量日益消解,造成这些“世界的苦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家的撤退”——国家以市场自由为借口,退出对社会的保护。     

从户籍制度改革模式的可欲性看一元户籍制的阻力

一元户籍制作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模式的最终选择，虽已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但仍难免会困其在实施退程中对旧制度下既得利益集团造成利益损失和压力而遇到来自利益受捐群体的阻力，从而影响其可欲性；一元制户籍模式改革所遇到的这种阻力可以通过其给户籍制度改革所涉及到的一部分地方政府、市民和农民追三方利益主体所带来的担心和压力来追行分析。因此，要增强一元户籍制的可欲性，就要调整计划生育、土地承包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政策。     

打破壁垒,融入城市

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刚刚开始,就备受社会各方的关注。作为与京津沪不同的＂大农村＂直辖市,重庆要为巨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和就业机会,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既是重庆巨大的发展挑战,也是巨大的发展机遇。重庆不仅要解决这一社会转型的基本问题,还要为西部乃至全国提供发展示范经验。     

外来务工人员政治权利的实现：浙江义乌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型,社会流动加大,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阶层。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的限制,外来务工人员的许多权益得不到保障,其中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也得不到真正实现,外来务工人员只能参加户籍所在地选举,不能在工作中参加选举,造成了实际政治权利的缺失。如何真正实现外来务工人员的政治权利,浙江义乌率先着手解决这一难题,义乌市人大赋予外来务工人员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出了全国最早的一批镇及县市级人大代表。义乌的做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与赞扬,外来务工人员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越来越得到关注,修改《选举法》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我们期待外来工人的权益能被更多人关注,给他们提供更多利益诉求的途径,使他们不再被歧视,不再被边缘化。这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现行中国户籍制度的再认识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发挥过一定积极作用,现行户籍制度的本质是与计划经济制度是一脉相连的。我国的户籍制度与西方的户口管理存在着差异,户籍制度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