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营救乔信明的前前后后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大推动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日奠定了基础.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2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力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亦称第十八集团军),长江南北的红军则改编为新四军.为适应抗战需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同意八路军、新四军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桂林、兰州等地设立办事处或通讯联络机构.     

尘封的中美合作所真相(下)

与渣滓洞混为一谈不过,因为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负责人是在国民党内外名声都不大好的军统局负责人、特务头子戴笠,美方副主任、反共分子梅乐斯又不顾美国当局禁令竭力介入中国国共两党冲突的内政,再加上该所训练的作战人员、警察和特工获得的美式武器与设     

“不菲”的小费

卡尔是一名政治犯，他被分配到了林场，成为一名伐术工人。每天有从后方开来的火车，将他们砍伐的木材整车整车地运同内地，运到莫斯科，运到基辅。冬宫还专门派了一个名叫托可可夫斯基的监工，监工还带来了他的妻儿，看样子是要长期在这里居住。     

两岸统一,成功依赖谁?——专访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

2009年12月5日,是台湾劳动党20年党史上值得特别铭记的一日。这支台湾最"红"最"统"的政治力量经过20年的积累,终于第一次在台湾议会选举中获得成功,其中央委员高伟凯以"工人不大,团结最大"为竞选口号,以4736票成功当选第17届新竹县县议员。     

论恐怖主义犯罪的内涵

恐怖主义犯罪是一种国际犯罪,其犯罪目的和动机并非必须具备政治性;其犯罪主体应为组织和个人,国家目前还不宜成为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但今后将其规定为犯罪主体也不是没有可能性;其犯罪手段的认定不能仅局限于单一的暴力手段。由于国际条约将恐怖主义犯罪视为一种国际犯罪,我们有理由将其排除在政治犯罪概念之外。     

更思政治性国际劫机犯罪的司法协作困境——以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为切人

各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以及特定国际事件的国家利益纠葛共同影响了对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适用．进一步导致了与“政治性目的”有关的国际劫机犯罪的司法协作困境重重。此类劫机事件的困境实质上是各国国家利益、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与政治自由以及国际打击劫机犯罪等诸多需要的体现。而解决困境的现实方案则是：将具体的“政治性”国际劫机事件所涵括的现实国家利益纠葛作为首要的价值砝码,兼顾事件的人权保护意义与政治自由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分类处理。     

浅论贪官引渡问题

近年来,大批的贪官携巨款外逃,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国家、人民的经济利益还阻碍了我国刑事执法的进程。如何将这些逍遥法外者引渡回国进行审判制裁便是当下我国司法协助的一大难题,其主要制约的瓶颈有:引渡条约的缺位、死刑问题、政治犯不引渡及赃款难追回等问题。有鉴于此,我们应当从扩展与外国的双边引渡条约关系、采取措施克服死刑问题的阻碍等方面寻求有效的解决途。本文从瓶颈与出路两方面探讨我国政府解决贪官引渡问题的一丝展望。     

论政治犯不引渡

本文在简要回顾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历史沿革之后，着重对与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法律意义有关的两个理论问题进行了剖析；在比较充分地探讨了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具体含义及适用后，作者对政治犯不引渡的例外作了一个系统的归纳。     

人·声

领了"封口费"的真假记者还有更多没被公布。——《西部时报》山西记者站通讯员戴骁军称,现在公布的领了霍宝干河煤矿"封口费"的真假记者名单是28人,但那天他看到登记簿有十几页,而仅仅他拍到的登记簿的4页名单上就有38人。     

跨国追逃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些职务犯罪嫌疑人案发后选择出逃境外的事例时有发生。从犯罪学角度讲,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来自刑罚的必定性,如果一些外逃罪犯逍遥法外,容易使许多潜在的犯罪人心存侥幸,成为有力的犯罪诱因。因此,进行跨国追逃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法律尊严,维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